赵尔巽的一生与山东和东北两地均有不能割舍的情缘。山东的莱州和泰安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而东北不仅是他的祖籍所在地，而且也是他长期为官的地方。他一生两次主政东北，两度担任东北三省的总督。众所周知，地域辽阔的东北地区系满族皇帝的“龙兴之地”，是满族贵戚的大本营。赵尔巽能够被任命为东北的最高军政长官，除勇于任事的不凡行政能力外，最重要的是他的旗人出身，对皇室忠心耿耿，属于清廷信得过的“自家人”。

1911年，正当赵尔巽在东北地区大展宏图、励精图治之际，10月10日武昌城头的一声炮响，爆发了推翻清王朝统治的辛亥革命。面对这一突发性事件，赵尔巽和三弟赵尔丰一样，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反对革命、维护皇权的一边。武昌首义的消息传来后，赵尔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发出一封给武汉革命党人措辞严厉的《忠告武昌书》。在这封公开信中，赵尔巽对武昌起义行动进行了言辞激烈的诋毁，诬称革命行动是“肇祸”，是“铤而走险”、“扰害内地，招祸外强”、“致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并做出结论说，这是中国人在“同室操戈，自相鱼肉”、“不知同舟共济之亲疏，将有玉石俱焚之惨恻”。赵尔巽在忠告书中还公开为清王朝评功摆好，指出：“三百年来，君皆贤君，虽间有压制民族，枉阁舆情，皆少数误国殃民官吏之所为，非国家用人之本意也。以故生民相安已久，虽屡经甲午、戊戌、庚子数大变而仍相安者，君民之固结为之也。现已宣布立宪，分期筹备，原欲以询谋佥同者，破上下隔膜，化尽满汉畛域，而以固定邦基，免外强摇动也。”在抛出拥戴大清朝的观点后，赵尔巽威胁革命党人说：“为首者应速悔，为从者应速散”、“倘久执迷，则所谓子能覆楚，我必能复楚者，正自有人在也”、“诸君虽有兴风鼓浪之气，未必朝廷无压风破浪之能，诸君虽有人山人海之众，未必朝廷无排山倒海之威。”[1]

赵尔巽深知在这个关键时刻东北三省对于满清王朝意味着什么，因此拼将全力维护东北地区的封建专制秩序，坚决不让革命火种点燃这片皇天后土。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远在齐齐哈尔视察的赵尔巽不敢怠慢，日夜兼程，赶回大本营奉天城（今沈阳），在密召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率部进城的同时，立即召集各司道官员开会，“磋商维持治安一切事宜”，一面严令封锁武昌起义的消息，一面加紧收买拉拢分化新军将领，劝慰“军人宜知忠君爱国之大义”。试图保持清王朝的“龙兴之地”东三省的封建统治。[2]

时任驻奉天新军第二混成协协统（相当于旅长）、被后世称为“士官三杰”之一的蓝天蔚，系主张响应武昌起义、力主东北易帜的革命急先锋，自然不受赵尔巽愚弄，加紧了与革命党人的联系，于1911年11月6日召集本部高级将领和地方革命党人在北大营司令部谋议，商讨驱逐赵尔巽、宣布东三省独立事宜。会议决定11月中旬促使省咨议局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成立国民保安会，会议期间蓝天蔚率第二混成协以维持治安为名进驻奉天城，占领主要署衙，逼走赵尔巽，以不流血的方式，达到东三省独立之目的。然而，由于蓝天蔚统领的第二混成协多系北洋旧人，与蓝天蔚貌合神离，致使蓝天蔚无力全面掌控军队。其中参加北大营密会的第二混成协标统（相当于团长）聂汝清思想反动，散会后立即密派贴身管带（相当于营长）李鹤祥，“当晚告知赵尔巽”。

赵尔巽闻讯大惊失色，面对全国数省纷纷宣布独立的不可逆转大势，准备弃官逃往关内避险。这时，赵尔巽的心腹、省咨议局副局长袁金铠献计：急召巡防营前路统领张作霖入卫奉天城，确保省城无虞；抢先一步成立旨在效忠清王朝的“奉天国民保安会”，抵制革命党人筹划的“国民保安会”。赵尔巽惊魂甫定，依计而行。张作霖奉命率兵入城后，赵尔巽任命他为奉天巡防营务处总办（相当警备司令），负责奉天城的治安，监视新军的动向。土匪出身的张作霖，从此走向政治前台。有张作霖统领的前路巡防营和后路巡防营作武力后盾，赵尔巽暂时稳住了阵脚。

为了保证“奉天国民保安会”顺利成立，实现代表会议的预期目标，赵尔巽首先导演了一幕旨在压制胁迫新军将领的滑稽剧。因为当时的新军将领不少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在留学期间最先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大多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要求共和的呼声最高，是一个随时都可能爆炸的火药桶。稳不住新军，一切都是未知数。于是，赵尔巽以总督的身份召集新军高级将领开会，以软硬两手向革命派施加压力，迫使与会者表态就范。对这次新军将领会议，冯玉祥有一段生动记载：

武昌首义的檄文传了开来，各省纷纷响应，北方各省亦都激起了很大的波澜。新任东三省总都赵××（尔巽）觉得军队不稳妥，自己责任重大，即在沈阳召集新旧将领会议，讨论应付时局的方针，及东三省应持之态度。当时被邀的，新军计有二十镇，第二混成协，第三镇（统制曹锟——卢××代理），凡协统以上的将领都在被邀之列。旧将领方面计有五路巡防营统领。正式会议之前，新军将领如张绍曾、蓝天蔚、刘一清、卢××等先在一处开预备会，讨论在会议中所持之态度。商议结果，大家一致主张东三省宣布独立，对清廷不出一兵一卒，械弹粮秣也一概不供给，以掣其进攻武昌之肘。

正式会议时间定在下午四时，大家都到齐了，惟独赵总督和某统领迟迟未到。一直等到五点左右，总督才坐着轿子蹒跚而来。在轿子面前，某统领先摇摇摆摆走进来。他两手托着一个羊肚毛巾包，里头裹着三只三炮台的香烟筒子，走进屋里，就把毛巾包往桌子中央一放，气喘喘地说：“妈拉巴子，这是炸弹。咱们今天谁要说妨碍皇上的话，咱就戳响它，谁也别想逃出这座屋子！”

说完坐下，双手握着那毛巾包。赵总督随后笑嘻嘻地进来，只说诸位久持了，当即宣布正式开会。

总督首先立起发言，内容可分三段：

第一段：我们拿皇上的俸禄，吃皇上的饭，我们连骨头都是皇上的，朝廷的深恩厚泽，为臣子的不应一刻忘记。我们要鞠躬尽瘁，以死相报。这是我们军人的天职。现在湖北乱臣贼子反叛朝廷，实属神人之所共弃，天地之所不容。

说完这一段，总督斜着眼珠望了望大家，一看将领中有许多在怒目纵肩，神色很不对，他于是连忙喘了口气，改过语气来——

第二段：诸位还都年轻，遇事总不免爱莽撞。须知英雄识时势，咱们总要见机而行。这时我们东三省最好不动声色，什么态度也不表示。湖北果然成功，咱们再响应，那时少不得有咱们的一份。如果失败了，那时咱们并没有表示，自然也没咱们的事。我这么大年纪了，什么事没经过？你们听我的，准保没有错。

说到这里，顿了一顿，接着又说——

第三段：现在朝廷还没有旨谕下来，咱们的要务是“保境安民”四个字。抱定这总旨，无论是谁来，咱们也正正堂堂拿得出去。地方百姓能安居乐业，就是咱们的一大功劳。这是我的意见，大家是否赞同？

总督说完了，屋里是死一般的寂静，待了半天，他又催着说：“怎么办？大家说话呀！”

嚷了半天，依然没有一个人发言。（拿羊肚毛巾包裹到底是不是真有炸弹，谁也猜不透）总督没奈何，摸了摸脖子，站起来说：“咱们今天应当郑重地表决一下，谁赞成我的意见，就请举手。”

当时某统领先举手，五路巡防统领也随着举了手，可是新军这边各镇统制，各参谋长，各协统，——所有新军将领却依然低着头坐在那儿，动也不动。

总督一看会场里的情形，觉得这个事不好收台，于是厚着脸皮，用着乞怜的口吻，又向大家噜苏起来——

“我这么大年纪了，头发也白了，什么事都不想干了。大家今天总得赏我个脸，不看僧面，看佛面，大家总得让我老面子过得去。有什么困难，大家尽管说出来，咱们从长讨论，也许是我上了年纪，话没说清楚，大家没听明白，现在我再说一遍——”

于是又把上面的话重复说了一次。接着又复表决。这次新军将领里头某代统制首先举了手。经他这一破坏，大家也就不得不随着举手。乐得个总督笑开了脸，连声说：“这是全体通过了，我有面子出这道门了。”哈哈的笑着，宣布了散会。某统领依旧拿起那羊肚毛巾跟在后面徉徜而去。[3]

这段描述，将赵尔巽乞死白赖的保皇嘴脸以及老谋深算、工于心计、死要面子的性格特征描绘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尽管当时身在海阳（今属秦皇岛市）任管带的冯玉祥没有参会，但他是新军革命的主要策动者和滦州起义的主要谋划者之一，熟知当时革命与反革命两大阵营的内情，所述基本可信。

达到压制、胁迫新军将领的目的后，赵尔巽主导的“奉天国民保安成立大会”如期于11月12日召开。在奉天各界代表会议上，“暴发户”张作霖凶相毕露，在会场内外密布武装便衣，甚至公然掏出手枪威胁革命党人：“今日敢与总督异议者，请视此枪，总督能容忍，此枪不能容忍也。”同时，第二混成协的炮兵，也“炮口面向咨议局”，震慑与会代表。此时，作为驻守北大营第二混成协协统的蓝天蔚，完全失去了军队控制权，原定的驱赵计划彻底泡汤。[4]在张作霖的武力威逼下，革命党人与进步人士代表纷纷退席。会议在保皇派和立宪派的操纵下，通过了“保安会”章程，“选举”赵尔巽为会长，吴景濂、伍祥桢为副会长，袁金铠为总参谋长，张榕为副总参谋长，聂汝清为军事部长，张作霖为军事部副部长，大权被保皇派所把持。赵尔巽控制了奉天的大局后，开始对革命党人下手。

官场经验丰富、手腕老辣的赵尔巽，首先将矛头对准了被架空的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1911年11月14日，赵尔巽把蓝天蔚召到总督府，宣布了对蓝天蔚的处置办法：夺去兵权，委派到南方考察，并煞有介事地出示了札文，冠冕堂皇地说了一通官话，假惺惺地赠送了一点路费，实际上是礼送出境，清除心腹大患。

东北地区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革命党人重点活动区域之一，宋教仁、廖仲恺、吴禄贞、徐镜心等革命党领袖人物，都曾在东三省长期开展秘密活动，早已播下了革命种子，积蓄了革命力量。遭受挫折的同盟会员、革命党领军人物蓝天蔚自然不会因暂时挫折而就此罢手，希图依靠潜伏于新军内部和活跃在社会各界的革命志士，东山再起，大干一场。他离开奉天后前往大连。大连当时是日本租借地，蓝天蔚入住南满铁路日本旅馆，以此作为秘密联络点，设立了总指挥部，积极与各地新军进步官兵和地方革命党人联系，筹划在奉天全省发动起义。蓝天蔚在大连的秘密活动，被保皇派侦知，引起了赵尔巽等人的恐惧。为扑灭革命火焰，以绝后患，赵尔巽指派奉天交涉司以清廷外务部的名义，两次照会日本总领事馆，要求转告日本关东都督府逮捕蓝天蔚并移交清政府，并在照会中颠倒黑白，诬称蓝天蔚是“因与本协将守兵丁不和，请假回南”，所从事的推翻清政府的武装起义是“以个人私怨，故意扰乱治安，并无革命政治思想”。为了达到让日本人逮捕蓝天蔚的目的，赵尔巽等顽固派不惜挑拨离间，在照会中宣称：“其伪印称关东都督，大有冒称贵关东都督府官衔之意，尤非所宜。”[5]在赵尔巽等封建官僚的敦促下，日本租界加紧了对蓝天蔚等革命党人的侦缉和搜捕，大肆破坏革命党人设在大连的各个机关。面对危机四伏的严峻形势，活动在大连的革命党人经过研究，决定蓝天蔚南下，联系南方革命军政府，争取对北方革命的支援；其他革命党人分散到辽宁各地，继续发动群众，策动新军，为武装起义做准备。1911年11月底，蓝天蔚秘密由大连乘船前往上海。

尽管赵尔巽将蓝天蔚赶出了东北，拔掉了这个“眼中钉”，但历史进程并没有按照保皇派的一厢情愿发展。1911年12月31日，继滦州兵谏之后的滦州起义爆发，撼动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起义失败后，劫后余生的第二十镇革命官兵潜回原驻地奉天，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他们与东北革命力量结合在一起，先后发动了庄河复州起义、凤凰城起义、辽阳起义，与此同时，还策动了宁远团山子等多起民变。此时，作为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已经焦头烂额，自顾不暇，眼看大清帝国江河日下，摇摇欲坠，却无能为力，爱莫能助，不禁悲从心来，心力憔悴。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同年2月12日，清王朝的末代皇帝溥仪被迫宣布退位。赵尔巽闻讯后如丧考妣，悲愤交集，命令他的心腹谋士、保安会总参谋长袁金铠代拟了一份《东三省反对共和十二条》，公开反对清帝退位，强硬地表示：逊位懿旨乃迫挟，非出朝廷本意，东三省人民不忍承认；东三省人民迎戴大清宣统皇帝，若宣统皇帝有不能到东三省之事实，东三省另立近支皇族之开明者为临时皇帝；非大清帝国所有会议选举之事，东三省人民不复与闻，云云。当南北议和成功，正式成立中华民国政府之后，赵尔巽仍然顽固地坚持保皇立场，在给大总统袁世凯发电时提出了东三省人民未选出代表赴临时国会决议以前，所有东三省一切章制均暂仍其旧的主张，并提出了七条要求：一、东三省臣民对于大清皇帝致其尊敬、亲密永无限制；二、东三省人民得专备大清皇帝选充禁卫官兵；三、大清皇帝于东三省三年巡幸一次；四、南北政府未统一、各国未正式承认以前，不令东三省承认；五、凡有兴革章制，三年内不强东三省以必行；六、三年内，东三省官吏自总督以下，中央不得任意易人；七、三年内，东三省赋税、军队不调拨他处之用。与此同时，张作霖在赵尔巽的授意下，对奉天乃至东三省全境的革命党人和无辜平民进行大规模捕杀。据当时的报告称：前后被张作霖等人“肆意残杀同胞人达数千以上，军队所至，殃及妇孺，灭绝人道，至此已极”。（参见姜鸣《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

赵尔巽竭尽全力维持东北旧秩序的行为，后世或视为螳臂当车，不自量力。然而，赵尔巽的“忠君”表现，却得到了一心称帝的袁世凯赏识。当袁世凯登上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后，赵尔巽非但没有被边缘化，反而被袁世凯任命为中华民国的奉天总督，第二次履职东北的最高军政长官。不过，死心塌地要做清朝“忠臣”的赵尔巽，这时已无所作为了，最终于1912年3月凄然辞职，淡出政坛，从东北跑到海滨城市青岛，做起了大清朝的“遗老”。

[1] 姜鸣著：《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

[2] 赵润生、马亮宽著：《辛亥滦州兵谏与滦州起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页。

[3] 冯玉祥著：《我的生活》（上）第十二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 赵润生、马亮宽著：《辛亥滦州兵谏与滦州起义》，第161页。

[5] 赵润生、马亮宽著：《辛亥滦州兵谏与滦州起义》，第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