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足迹遍踏泰汶

既然孔子自况泰山，又称为泰山之人，那么广袤的泰汶大地上留有哪些孔子的足迹呢？根据文献记载、遗址留存和民间世传，检索如下：

——登临考察泰山。种种迹象表明，孔子曾登临泰山。《孟子·尽心上》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系孔子之孙子思的学生，距孔子时代不远，言孔子登泰山当为可信。今泰山存留多处与孔子相关的遗迹，进一步证实了孔子登峰泰山的可信度：一是泰山中路盘道起始处，有“孔子登临处”四柱三门式石坊，宽6.8米，高6米，创建于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为时任巡抚山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衡、钦差总理河道都察院右佥都察使胡植、巡抚山东监察御使刘存义同立。两柱刻有清初泰安知州祁国祚题联“素王独步传千古，圣主遥临庆万年”[1]。不过汉代以前，登岱须走泰山东路，由今大津口乡起步。明人在此建坊是以儒家文化晓喻游人，旨在代圣人立言，扩大孔子在泰山的影响。二是岱顶天街东首的“望吴圣迹”石坊，典出《孔子家语》：“颜子与孔子上鲁泰山，孔子东南望阊门外有系白马，引颜渊以示之：‘若见吴阊门乎？’颜渊曰：‘见之。’孔子曰：‘门外何有？’曰：‘有如白练之状。’孔子抚其目而止之。”明人于此立“望吴圣迹”石坊。此处又称望吴峰、孔子岩。在泰山西南、汶水以北的汶阳田中，有一处“颜子坡”，是师徒二人下山后到过的地方，因此而得名。三是过“望吴圣迹”石坊，拾级北上，台阶尽头的“孔子庙”。庙为一进院落，山门额书“孔子庙”，系民国二十三年（1934）时任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所题。孔子庙始建于明嘉靖年间，万历二十三年（1596）泰安知州秦懋约以“四配”并祀泰山“非礼”为由撤去。清康熙十五年（1676）在原址重建孔子庙，再次确立孔子在泰山的崇高地位。“文化大革命”期间孔子庙遭到损坏，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得以复原，屹立泰山之巅至今。庙门刻有石联：“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可以语上也；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宜若登天然。”为清道光十二年（1832）泰安知县徐宗干所题，分别化用《论语·子罕》和《论语·公孙丑上》名句。进孔子庙门，迎面照壁镶嵌着米芾所绘孔子行教像碑石。照壁两旁对联书曰：“登泰山而小天下，黜百氏以宗六经。”系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尹铭授撰。孔子庙大殿正中供奉孔子画像，两侧配祀颜回、曾子、子思、孟子图。四是孔子庙北面的“孔子崖”（又称望吴峰）。悬崖峭壁上刻有清嘉庆九年（1804）鸣清跋、严云霄书《题孔子崖》（汪志伊作）诗：

高瞻远瞩重徘徊，小天下处孔子崖。当日望吴谁侍立，同看白马一颜回。物各有类类如此，见山类者叹观止。孔子圣中之泰山，泰山岳中之孔子。见其大者心泰然，人心中自有泰山。求其所安皆自得，何须矜祷翠微天。

此诗将孔子思想与泰山境界密切联系在了一起，昭示了孔子登峰泰山的重大意义。五是舍身崖中间的“瞻鲁台”。此台高三米多，是登高望远的绝好观景处。此处曾有“孔子小天下处”刻石，以志纪念。相传孔子曾在此深情地眺望过他的祖国。一个爱国主义者站在泰山之巅瞭望自己的国家，当在情理之中。

上述资料证实，孔子登峰泰山确凿无疑。那么，孔子是抱着怎样的目的登泰山的呢？汉武时期韩婴的《韩诗外传》记载，或许是最根本的答案：“孔子升泰山，观易姓而王可得而数者七十余人。”就是说，孔子登峰泰山的目的，是为了考察古代帝王的封禅礼仪。孔子终生以“复礼”为奋斗目标，考察泰山封禅当是必修课。

泰山处于我国东部，亦称东岳。在原始宗教信仰中，东方主生，所以泰山主生死交代，后来又扩展为帝王朝代更替的“禅代”之意。历代帝王在改朝换代、或致太平后，都要封禅泰山，以示受命于天，四海率从。封禅的内容，就是在泰山极顶筑坛祭天，以报答天功，曰封；在泰山脚下梁父山祭地，以报答地功，称禅。这种隆重庄严的封禅大典有一套神圣而严格的仪式，这对十分重视礼乐制度的孔子有极大的吸引力。孔子一生以周公为榜样，以恢复周朝政治和礼乐制度为己任，准备随时辅弼国君实现这一主张，而封禅大典则是必须掌握的重要国礼。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反复对照，发现历代封禅的具体仪式差异很大，为他掌握封禅礼仪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当时的封禅与祭山活动都要由国君举行，诸侯以下举办是不合礼节的。《论语·八佾》载：“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是说鲁国掌权的大夫季孙氏要祭泰山，孔子急忙去问在季氏家族当管家的学生冉求（字子有）：“你不能劝阻这件事吗？”冉求回答说“不能”。孔子说：“哎呀！难道说泰山之神还不如林放懂礼吗？”这段记载，表达了孔子对封禅大典的崇高认识和反对权臣乱礼的坚定态度。如果没有孔子的考察泰山，就不可能如此反应敏锐，并付诸行动。

——泰山仁政宣言。据《礼记·檀弓下》载：“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轼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是说孔子从泰山旁经过，有个妇人在墓前哭得非常悲痛，夫子将手放在车轼上，听她哭泣，于是派学生子路前去问道：“听您的哭声，确像怀有很深的痛苦。”妇人回答说：“是的。以前我公爹死于虎口，我的丈夫又死于虎口，现在我的儿子还是死于虎口。”夫子说：“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妇人说：“这里没有繁重的赋税和徭役。”夫子对随行的弟子们说：“你们好好记住，繁重的赋税和徭役比老虎还凶猛啊。”

关于“泰山侧”，有学者认为系泰山南麓红门附近的虎山（今辟为虎山公园），此说值得商榷。从《礼记》的语境分析，为孔子乘车经过泰山一侧。而当时泰山脚下的虎山，并没有可以行车的通衢大道，所以路过虎山不可能。另外，“虎山”得名始于清乾隆皇帝在此射虎。泰山学者周郢1990年夏在泰安清代名臣赵国麟后人家中访得其生前所撰日记抄本，文中清楚地记载着乾隆十三年（1748）皇帝登岱，“至东眼光殿山（今虎山）前行围杀虎”[2]后在此立“乾隆射虎处”碑，作为纪念。乾隆射虎距孔子时代两千多年，以此附会显然错谬，不足为信。存在的事实是“孔子过泰山侧”，要么泰山东侧，要么泰山西侧。史料显示，孔子一生曾两次适齐。据此推断，系孔子适齐时途经泰山侧无疑。

《礼记·檀弓下》的记载，表明当时的泰山地区一度出现了“无苛政”的局面，是政通人和的反映，是善政、仁政的结果，以致下层百姓宁肯与猛虎为伴，甚至丧命虎口，也不愿离开这里，到外地谋生。与泰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其他地区肯定风行苛政、暴政，人民不得安居乐业，难以栖身立命，所以孔子才发出了“苛政猛于虎”的感慨。这一声叹息，不仅强化了孔子对泰山的推崇，升华了仁政思想，也教育了他的学生，加深了弟子们对仁政的认识，形成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并广泛传播开去，沿袭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时至今日，仁爱思想仍然是泰山地区的主流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苛政猛于虎”就是孔子在泰山脚下发布的仁政宣言，深度影响后世两千多年。

——访得夏代遗篇。周定天下，封夏禹后裔于杞国。孔子时代，杞（今新泰境内）与鲁相邻。杞是夏王朝的后世奉祀国，理应保存夏代礼乐较为齐全，然而夏朝早已远去，至周代时，由于杞国始终被夹在大国之间，忙于周旋，疲于奔命，无暇顾及奉祀事宜，故保存的夏代文献大多散失。孔子曾遗憾地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孔子这段话的意思是：“夏代的礼制，我能够说出来，可惜夏的后代杞国不足以证明了；殷代的礼制，我也能说出来，可惜商的后代不足以证明了。主要是历史文献和贤人不够的缘故，如果充足，便能证实我所说的了。”

尽管如此，孔子还是深入杞境，寻访夏代文献遗篇，意外得到了《夏小正》。《礼记·礼运》记载了孔子收获后的一段话：“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孔子说：“我曾想看看夏朝的礼，因此到杞国去，年代久远，无法得到验证了，我得到了他们的历书《夏时》。”郑玄注曰：“得夏四时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小正》。”《史记·夏本纪》也说：“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这些记载表明，《夏小正》在春秋时代以前已经出现，春秋时代的杞国还在使用它，其内容保留了许多夏代的东西，为研究中国上古的农业和农业科学技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亲赴嬴博观礼。孔子行走泰汶，有观看季札长子葬礼活动，一直铭记在泰山地区人民的心中。

春秋时期的季札是吴王寿梦的第四个儿子，曾三次放弃继承王位，周游列国学习礼乐，是吴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八岁时（虚年，前544），季札曾赴鲁观看周代乐舞，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评价。后来出使齐国，返途中长子夭折于泰山脚下，依照当时风俗就地安葬。孔子认为季札是吴国最熟悉礼乐制度的，专程前往观看季札长子的殡葬仪式，并给予高度评价。《礼记·檀弓下》记载了这件史事：“延陵季子（季札）适齐。于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嬴博之间。孔子曰：‘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往而观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殓以时服，既葬而封，广轮掩坎，其高可隐也。既封左袒，右还其封且号者三，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于礼也，其合矣乎！’”意思是说，延陵季子到齐国去，在返回的途中，他的长子急病猝死，就在嬴、博二邑之间（今莱芜口镇一带）下葬。孔子说：“延陵季子是吴国讲究礼仪的人。”于是前去参观季札子举办的葬礼。那个墓穴的深度，没到有泉水之处，殓时穿着日常衣服，下葬以后在墓上堆了土，长宽和墓穴相当，高度可以让人倚靠。坟墓堆好以后，季札子袒露左臂，往右绕着土堆走，并且哭了三遍，说：“骨肉又回到土里去，命该如此。你的灵魂无所不在，无所不在。”说完就上路了。孔子说：“延陵季子所行的礼，很合乎礼制。”今泰山以东莱芜口镇季札之子墓旁，仍立有“孔子观礼处”石碑，以示纪念。这一历史事件，形成了泰山地区约定成俗的葬礼仪式，以致影响民间至今。

——避恶拒饮盗泉。孔子在今新泰境内避恶拒饮盗泉旧事，至今在民间传为美谈。春秋杂家尸佼在《尸子》一书中载：“孔子至于暮矣，而不宿于盗泉，渴矣而不饮，恶其名也。”（原本已佚，参见清汪继培勘校本）故有“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食嗟来之食”之说。古时的盗泉峪在新泰木厂峪以南7.5公里处，以“盗泉”得名。后人因恶其名，改“盗”为“道”，今称道泉峪。

孔子不宿、不饮盗泉的行为，为后人树立了道德榜样，影响深远。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称颂鲁人“畏罪远邪”，不能说与孔子的身体力行无关。时至今日，“畏罪远邪”依然是泰安人民固守的道德底线。

——慨叹乐天知命。春秋时期的荣启期，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提出“以人为贵”“以寿为乐”观点的思想家。《列子·天瑞篇》记载了“孔子游于泰山，见荣启期行乎郕（今宁阳东）之野”一事。这次巧遇，使孔子受到很大启发，为此感慨不已，对儒家学派乐天知命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荣启期，字昌伯，春秋时期郕国人。据《荣氏族谱》记载，荣启期生于周灵王元年（前571），卒于周元王二年（前474）。荣氏祖先与西周姬姓同宗，周成王卿士荣伯食采于荣（今河南巩义市西），因以为姓。周庄王四年（前693），荣叔公奉王命见鲁桓公，有功社稷，封为上谷大夫，始迁于鲁，宅居郕邑[3]，是为鲁宗之始。荣启期为叔公之裔，精通音律，博学多才，思想深邃，极有见解，但在政治上并不得志，特别是年老以后，常在郊野“鹿裘带素，鼓琴而歌”，并以此自得其乐。这时的郕国已经沦为鲁国的成邑。孔子游泰山时，在路上遇见荣启期，见他衣不蔽体，边弹琴边唱歌，一副怡然自得的模样，甚为好奇。孔子问他：“先生所以乐，何也？”荣启期回答：“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而吾得为人，是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吾既得为男矣，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孔子连连点头称是，又不无惋惜地说：“以先生高才，倘逢盛世，定可腾达，如今空怀瑾瑜，不得施展，仍然不免遗憾。”荣启期却不以为然地说：“古往今来，读书人多如过江之鲫，而能飞黄腾达者才有几人？贫穷是读书人的常态，而死亡则是所有人的归宿。我既能处于读书人的常态，又可以安心等待人最终的归宿，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孔子听罢，有衷地感慨道：“善乎！能自宽者也。”[4]

孔子巧遇荣启期时，儒家学派尚在创立之中。对于相信“三人行必有我师”、特别善于学习的孔子来说，必然欣赏、吸收荣启期谈话的思想精华。可以说，荣启期的人生智慧，不仅令孔子感慨不已，而且对儒学思想的形成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在人本观方面，儒家把人作为天下最宝贵者，孔子曾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尚书·泰誓上》也说：“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为万物之灵。”荀子总结道：“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5]这与荣启期所言“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是一致的，由此可见荣氏之言对儒家人本观的影响。在生死观方面，儒家学者多从“生”来观“死”，追求的是“死”作为人生“盖棺之论”的终极价值评判。孔子一般不言死后之“鬼神”问题，认为“未知生，焉知死？”提供了一种由“生”观“死”的视野，以生之内容、生前之努力来获取“死”之坦然、“死”之光荣。荀子概括说：“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6]可见儒家的生死观源于荣启期乐天知命思想。在贫富观方面，儒家强调一种超然的态度，认为贫富贵贱与人是否为君子没有必然联系，而在对待贫富贵贱上却可以看出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又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欲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儒家关于贫富的观念后来发展为对穷达的认识，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孟子所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儒家认为，作为君子，可能处于“穷”的境遇，也可能处于“达”的状态。但无论穷与达，君子都不会放弃自己的操守。这与荣启期生活贫困而又无怨无尤的自得其乐极为相似，可知荣氏对儒家学派的穷达观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中，乐天知命成为人们处世哲学的一种态度。在后世许多诗文辞赋中，都把荣启期作为“高士”记载和歌颂。东晋陶渊明做《饮酒》诗，有专写他的一章：“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保存至今的南朝砖画《竹林七贤和荣启期》[7]，把他和后来的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画在一起。画面上，荣启期席地而坐，面对垂柳，鼓琴高歌，背后有棵银杏，正是陶渊明诗中吟咏的“荣叟老带索，欣然之弹琴”的形象。时至今日，荣启期的潇洒形象依然存活在泰安人民心中，“乐天知命”依然是泰安人民秉持的处世哲学理念之一。同时，孔子礼贤下士的君子风范，也为历代泰安人所继承，形成优良传统。

——气贯夹谷盟会。孔子在泰汶地区从事政治活动，最著名的莫过于在泰山东侧的“夹谷会盟”[8]。《左传·定公十年》《史记·孔子世家》均记载了此事：鲁定公十年（前500），孔子任鲁国司寇，开始以自己的政治主张治理国家，并逐渐使社会秩序趋于安定，国家走向强大，这使齐国十分不安。为了制服鲁国，齐景公采纳大夫黎鉏等人的建议，邀请鲁定公在夹谷会盟，想趁机以武力迫使鲁国屈服。在强势齐国面前，鲁定公不得不答应赴会。孔子以司寇代行相事随行，按照“有文事者必有武备”的方针，调集军队跟进。齐国随景公赴会的是著名政治家晏婴。会见开始后，齐国演奏莱夷歌舞，于是“於旄羽祓矛戟剑拔鼓噪而至”，意在威慑鲁定公。在险象环生的紧急情况下，孔子无所畏惧，奋起抗争，先后两次冲上台阶，厉声喝退齐国的不雅歌舞，斥令斩杀齐国的优倡侏儒。其据礼力争的凛然正气，令参加会盟的所有人震惊不已，不得不对孔子刮目相看。由于孔子态度严正，掌握礼节严密合度，军事上又有充分准备，使齐景公感到鲁定公不是可以轻易挟持的，便匆匆结束了会见。归国以后，齐景公余悸未消，埋怨臣下说，孔子是按照礼仪辅佐国君，而你们却以旁门左道教我，现在失礼得罪了鲁国，该怎么办？于是只好归还以前侵占鲁国的汶阳田和龟阴田，并表示谢过。现泰城东十余里傅家村附近还有谢过城遗址，就是因此事而修建的。“夹谷会盟”，使孔子名声大振，威望骤起，而齐相晏婴却因外交惨败抑郁而死，黯然谢世。

　　在此以前，晏婴是非常瞧不起孔子的。公元前517年，孔子追随被季氏驱逐出境的鲁昭公而适齐，齐景公欣赏孔子的治国理念，本打算授官封邑，重用孔子，但却遭到晏婴的激烈反对而作罢。晏婴对齐景公说：“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史记·孔子世家》）这“四不可”、“两不能”，把孔子贬得一无是处。夹谷会盟，充分显示了孔子的政治与外交才能，也证明晏子对孔子的看法非常狭隘片面，低估了这位政治对手。夹谷会盟，实际上是两国不同文化的对决。齐文化在重大外交场合的失败，对弘扬鲁文化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助推作用。

——力主堕弃三都。孔子在鲁国司寇任上的最大政绩之一，当数“堕三都”。而三都中的两都均在今泰安市辖区内。虽然成都最终没能毁弃，但在当时却影响巨大，对削弱三桓[9]势力、强化公室权力起到了一定的建设作用。

《左传》鲁定公十二年（前498）载：“仲由（即子路，又称季路）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堕郈（今东平县后屯、县政府驻地）。季氏将堕费（今费县），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邤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今泗水县东）。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今宁阳县东），公敛处父谓孟孙：‘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是无孟氏也。子伪不知，我将不堕。’冬十二月，公围成，弗克。”《史记·孔子世家》亦有类似记载。是说仲由做季氏的家臣之长，建议毁弃季孙、叔孙、孟孙三家的采邑费、郈、成。于是叔孙氏主动毁掉了自己的郈邑。季孙氏正准备毁弃自己的费邑，公孙不狃、叔孙辄率领费邑人袭击鲁国都城。鲁定公和季孙、叔孙、孟孙三人连忙躲到季氏的宫室中，登上武子之台。费邑人攻打他们，但没有攻克。攻到武子台的下边时，孔子派申句须、乐邤冲下台反击，费邑人败逃。国人追赶他们，在姑蔑将其打败。公山不狃和叔孙辄逃亡到了齐国。随后便把费邑毁弃了。正要准备毁弃成邑，公孙处父对孟孙说：“如果毁弃了成邑，齐国人一定会直接攻打鲁国的北部边境。再说成地也是孟氏的屏障啊，如果没有了成地，也就等于没有了孟氏。您假装不知道，我准备不毁成邑。”这冬季十二月，鲁定公领兵攻打成邑，没有攻克。

孔子力主“堕三都”，充分体现了他一贯坚持的“忠君尊王”思想。他对于当时鲁君虚位、三桓擅权、家臣叛逆的政治混乱状况深感忧虑，认为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强公室（提高鲁定公的实际统治权力）、抑三卿（使三卿、特别是季氏遵守臣道，不得僭越）、贬家臣（使家臣效忠于主人，不得跋扈），使鲁国按照周礼治国安民，然后以“仁政德治”的鲁国为基础，扩大“仁政”影响，达到尊天子、服诸侯、统天下的目的。“堕三都”表面上是抑制家臣，反映了“三桓”与家臣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公室与“三桓”之间的矛盾，是主张强公室、抑三桓的孔子与季桓子之间的矛盾。“三都”是“三桓”割据领地的三个城堡，即费邑是季孙氏领地城堡，郈邑是叔孙氏领地城堡，成邑是孟孙氏领地城堡。三桓都住在鲁都，共同把持朝政，所以当时这三个城堡实际都不在“三桓”控制下，均为他们的家臣所盘据，借此闹独立，侵凌三桓，以至越过三桓干预国政。三桓对此不满，孔子更是不能容忍。孔子利用三桓、尤其是季孙氏对于阳货以费叛（鲁定公八年，前502）、叔孙氏对于侯犯以郈叛（鲁定公十年，前500）的不满情绪，趁机建议把家臣据以叛乱的三个城堡超标部分拆毁，马上得到三家的同意。“三都”之一的成邑虽然没能毁弃，但这一果断措施却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并积极参与其中，这对于打击独立、平息内乱、维护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历史地看，孔子主张“一刀切”的办法“堕三都”不免偏颇。如果成都堕成，鲁国就失去了抵御北部强齐的屏障，可能由此丢掉大片国土，改写鲁邦的历史进程。所以公敛处父谓孟孙“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的话，颇具战略眼光。另一方面，孔子力主“堕三都”，旨在“弱三桓，强公室”，反映了他维护周礼的坚定决心，但与时代潮流却凿枘难入，是孔子思想具有保守性的一种体现。

——龟山抒发情怀。孔子力主“堕三都”、削弱了三都家臣势力后，在掌控朝政的“三桓”心目中，孔子作为借助力量已经失去利用价值，开始疏远排挤孔子。面对“三桓”专权、鲁侯虚位的危险政治局面，孔子忧心如焚，极欲面见鲁君陈述己见、革除权臣僭越弊端，恢复君臣礼制朝政，然而却被挡在宮外，被剥夺了言事权利。这时，担心“孔子为政必霸”的齐景公再次接受大夫黎鉏的提议，于公元前497年（鲁定公十四年）送给鲁侯80名善唱“靡靡之音”的妖艳美女，30匹鞍辔金耀的高头骏马，旨在消磨鲁国君臣意志，离间鲁侯与孔子的关系，同时也是为了羞辱正人君子孔子，发泄夹谷会盟齐国败北之恨。果然，“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见鲁君如此荒唐，又没有机会进言劝谏，遂愤而辞职，怀着沉痛的心情，带领弟子离开深深眷恋的祖国，踏上了周游列国的漫漫征程。途经泰山之阳、今新泰以西的龟山时，看到通过夹谷会盟夺回的肥沃龟阴田，联想到壮志未酬的政治遭遇，心中五味杂陈，悲愤难抑，当即作《龟山操》一曲，抒发郁闷情怀。据东汉蔡邕《琴操》记载：“《龟山操》者，孔子所作也。齐人馈女乐，季桓子受之，鲁君闭门不听朝。当此之时，季氏专政，上僭天子，下畔大夫，圣贤斥逐，谗邪满朝。孔子欲谏不得，退而望鲁。鲁有龟山蔽之，辟季氏于龟山，托势位于斧柄。季氏专政，犹龟山蔽鲁也。伤政道之陵迟，欲除季氏而力不能，于是操琴而歌云：予欲望鲁兮，龟山蔽之。手无斧柄，奈龟山何？”[10]这段记述，将孔子作《龟山操》的背景勾画的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表现了孔子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高尚道德品质。

——演示乡饮酒礼。公元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孔子自卫返鲁，结束了14年的奔走飘泊生涯，从此专心教授门生、著书立说。其间还热衷于带弟子游走乡闾，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不遗余力地推行礼仪文化。其中在今宁阳县乡饮乡演示乡饮酒礼，就是一个史实例证。宁阳县城东南距曲阜不足20公里的乡饮乡，早在西周初年鲁国东征最终定都今山东曲阜后，就成为鲁国都城的近郊。《礼记·射义》有“孔子射于矍相（今曲阜城内阙里以西）之圃，盖观者如堵墙”的记载，可见孔子传授“六艺”很重视公众场合的示范作用。世代相传，今乡饮乡就是孔子当年率领弟子演示“乡饮酒礼”的地方，并由此而得“乡饮”地名。当今宁阳境内流行的“四八宴席”规制，许多礼仪形式依然沿袭着“乡饮酒礼”的遗风，由此可见这一礼制的深远影响。

泰山之阳的汶（河）泗（水）流域，礼乐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由于鲁国系周公姬旦的封地，堪称周室最亲近的侯国，而周公又是经天纬地、制礼作乐的集大成者，所以周礼在周公后裔执掌的鲁国，得到了最完整的承继。但到了孔子时代的春秋末年，随着诸侯纷争和王权解纽，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终生以“吾从周”为志向、以“克己复礼”为己任的孔子，在搜集、整理“周礼”上下足了功夫，试图重树周礼权威，借此实现其“仁治”的政治宏愿。至于孔子穷经皓首整理了多少周礼，已经无从得知。不过据《汉书·艺文志》称，周代曾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据此可知周代的礼仪制度极为繁缛、庞杂。要想传授、普及这些礼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为孔子现场演示“乡饮酒礼”提供了原动力，不这样做，周礼就得不到传承和弘扬。因此，鲁城近郊的今宁阳乡饮乡，就成为最有可能的选择地。口传也是历史。“乡饮”之地的得名并非空穴来风，无中生有。

至于孔子率门徒举行的“乡饮酒礼”有哪些具体程式，今已无考。但可以从宁阳一带现行的“四八宴席”规制窥其一斑。据泰山学者赵兴彬考查，“四八宴席”的上菜程序极为讲究，通常遵循如下顺序：第一道上八个压桌菜，含四个果碟、四个菜碟，遵循的是“四甜四咸”原则；第二道上四大碗，突出“四荤”特色；第三道上两大件，即整鸡整鱼，体现宴席的小高潮；第四道上四小碗，体现“四湿”特色；第五道上中间饭，亦称“腰中饭”，体现“四素”特色；第六道上四盘蔬果，体现“四干”特色；第七道上四大碗，突出宴席高潮；第八道上面食，预示宴会结束。[11]“四八宴席”的内容还包括客人的座次安排、菜肴的摆放位置和敬酒的方式讲究，等等，彰显的是“尊贤养老之义”。宁阳现行的“四八宴席”沿袭的是清代简化了的规制，但作为宴席基本内容的上菜顺序，古今应是大同小异，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乡饮酒礼”的遗风。

孔子当年演示的“乡饮酒礼”遗风之所以传承至今，最终演变为通行的“四八宴席”，并扩展到整个汶泗地区，主要原因是这一礼制形式高雅、席面丰盛、上菜有序、敬酒有度，有礼有节、张弛适宜，集礼仪性、科学性、艺术性于一体，充分体现了儒家饮食文化的精华。

——肥邑考察讲学。在今肥城市安临站镇陆房一带，旧时曾立有“过化庙”一座。据陆房村孔子后裔世代相传，孔子曾到此地考察古遂国并聚众讲学，孔子逝后，当地民众踊跃捐资建庙，取“孔子所过之处人无不化”之意，命名“过化庙”，每年春秋行祭拜大礼。该庙碑文载，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肥城知县万鹏程重修过化庙，并撰文刻碑，以示纪念。清顺至十二年（1655），肥城知县史廷桂拜祭过化庙，赋诗一首《过化庙咏碑》：“双柏参天立，风霜不记年。古香坛石老，积翠笔锋连。散月寒庑庙，停云湿豆笾。空山车辙在，默坐悟薪传。”康熙十一年（1672）《肥城县志》载：“过化庙在城（老城）西南五十里凤凰山前，正殿三间，中有孔夫子像，旁列四配。殿前柏树二株，俱苍古参天，数百年。钦设圣裔，世居奉祀本庙，承继奉祀生孔贞硕。”由此可知，陆房一带凤凰山前旧有过化庙、孔裔祀圣一事不虚，证实孔子生前曾经涉足陆房山区。否则，过化庙的长期存在及孔氏后人在此繁衍生息就失去了依据。

关于考察今安临站境内的古遂国问题，对于主张“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曰》）的孔子来说，当在情理之中。遂国是古代山东境内早期的方国之一。商灭夏之后，汤王封虞舜后裔于遂地，建立妫姓子级方国，国君称为“遂子”。春秋时期为鲁国的附庸国，其国都城邑故址尚未发现。但根据文献记载，古遂国都城应在今肥城市安临站镇稍南一带，并在此地发现古燧台遗存。清末版《辞源》注：“故地在今山东宁阳西北。”1989年版《辞海》注：“在今山东肥城南。”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亦标注于今肥城安临站镇境内。史载，遂国国君继承虞舜之“明德”，以“德”治国，施“仁”于民。《左传·昭公八年》云：“舜重之以明德，置德于遂，遂世守之。”至春秋初期，遂已处于齐国的威胁之下，鲁庄公十年（前684）灭谭（今济南东）后，便把矛头对准了遂国。鲁庄公十三年（前681）春，齐桓公为平定宋国之乱，召集鲁、宋、陈、蔡、邾、遂等国国君会盟，遂君没有到会。同年六月，齐桓公以此为借口灭掉了遂国。鲁庄公因惧怕齐桓公而“伪作不屑”，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遂灭之后，其族众并没有忘记灭国之仇。《左传·庄公十七年》载：“夏，遂因氏、颌氏、工娄氏、须遂氏飨齐戍，醉而杀之，齐人歼焉。”大意是说：公元前678年夏季，遂国的因氏、颌氏、工娄氏、须遂氏用酒食招待齐国戌守遂国的人，把他们灌醉后全部杀死。齐国人因此把因氏等人全部消灭了。对于因政治原因被灭的遂国，作为鲁国人的孔子不可能不关心，前往遂国故地考察凭吊可谓顺理成章。至于孔子在陆房一带讲学的史事，目前没有史料可考，但依据孔子一生积极践行“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推论，完全是可能的。这一点，也可以通过孔子及其弟子在肥邑晒书得到证实。

在今肥城市桃园镇西里村东至杨庄一带凤凰山前，今存“晒书城”遗址，占地约40余亩。世代相传，当年孔子携其弟子游学至凤凰山下时，遇雨淋湿竹简，曾在此地晒书讲学，成为肥城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后人为纪念孔子，在此修建了晒书城。据肥城旧志记载和当地老者回忆，昔日晒书城坐北面南而建，分前后两院。后院建有大成殿，又称孔子庙，殿内塑有孔子及其弟子颜渊、曾参、子思、孟轲像。院内立有多通碑碣，栽植珍稀花木，环境清新静雅。前院古柏林立，遮天蔽日。庙门外分列东西两排齐整的古柏长廊，干粗冠大，盘根错节，郁郁苍苍，蔚为壮观。每年清明时节，庙门大开，学校师生与社会各界，前往拜谒和游玩。康熙十一年（1672）《肥城县志》记载：“明嘉靖二十年（1541），知县刘公讳赞者，……迁佛像，移老子，扩建大成殿三间，东西厢房各五间，大门一座，中奉先师，旁列四配，匾曰：大成书院。设门子一名，又专置礼生四名，掌管唱导礼仪。每于春秋，次丁躬率师生致祭。”清代肥城知县史廷桂留《书院秋风》诗云：“古今人说晒书城，此地何由得此名？宣父过时开典籍，太阳当午照文明。独怜古院基犹在，况值秋风景更清。只此可修圣贤业，何须邹鲁访群英。”晒书城曾经辉煌一时，名声远扬，古称肥城八大景观之一。

大成书院在汉代遗址晒书城的基础上建成，兴于明，衰于清，延续300多年。文献记载大成书院是一所官办书院，但书院的职能与其他书院有所区别。这所书院突出了祭孔，彰显了儒学后生对大成先师孔子的至诚推崇。书院的祭孔活动并非简单地朔望参拜、烧香行供，而是书院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祭祀活动，使学子们在虔诚肃穆的气氛中“仰而瞻其容，俯而读其书”，强化对先贤的钦仰与礼敬，进而思索先贤的功德和业绩，见贤思齐，“彼知舜之当祀，必知舜之当法”。“大成”二字，揭示了大成书院秉承大成至圣先师的教育思想，追求“忠信孝悌”，“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义理之学、修养之道”。讲学术以正人心，补官学之阙失，倡导学术、人格教育，并把传授知识作为基本的人才培养模式。这种浓郁的儒学色彩，传承着中国儒家教育的主流文化，培养了一批儒学人才。近年，在大成书院遗址出土的重修碑两通和雕花门条石一块，是那段历史的最好见证。大成书院虽已不存，但它的历史影响却没有消失。肥城至今依然承绪着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优良民风。

如果说有谁在泰汶山川游览中留下了最为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并产生了深远影响，那么首推孔子是无庸置疑、当之无愧的。

[1] 原联文革期间被凿毁，已不能辨读，此联系根据史籍补录。

[2] 周郢：《岱宗史迹初探赜》，载《泰山研究论丛》第三集，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3页。

[3] 宁阳县东部历史上叫作成，又作“郕”，故城位于今华丰镇北故城、西故城和东庄镇南故城三村之间，西临故城河（古称淄水），距今县城约45公里，遗址犹存。城址东西约630米，南北约850米。

[4] 袁爱国：《泰山名人文化》，山东友谊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5]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王制》，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64页。

[6]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礼论》，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58页。

[7] 1960年发现于南京西善桥的南朝大墓中，是我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好的模印砖画。

[8] 关于夹谷，学界有四种说法，即莱芜夹谷峪、淄川夹谷台、新泰谷里和江苏赣榆夹谷山。根据历史地理考量，最有可能在莱芜夹谷峪，当代著名学者杨伯峻等持此说。由于文献阙如，“夹谷会盟”遗址有待进一步考证。

[9] 鲁桓公三个儿子的后代季孙、孟孙、叔孙，长期把持朝政，尤以季孙为甚，史称“三桓”。

[10] 转引自袁爱国著：《泰山名人文化》，山东友谊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11] 详见赵兴彬撰：《“乡饮酒礼”遗风与宁阳“四八宴席”》，《泰山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