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道里记》的重大价值，还在于补写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事，拓展了视野，放大了泰山。在《泰山道里记》成书之前的泰山志书中，对一些泰山历史文化事相的记载，或搜讨不全、多有遗漏，或记载不准、相互抵牾。聂剑光以人文地理学家的严谨治学态度，对历史文献资料详加综合研究，结合实地考察所得，弥补了这一遗憾，从而深化了人们对泰山文化的认识。
其一，《泰山道里记》对《纪泰山铭》和《述功德铭》刻石的记述，披露了补阙修缮史事，澄清了历史真相，使后人晓知这两通泰山著名刻石的保护及其流演过程。他在书中写道：“……有唐玄宗《纪泰山铭》，世谓之摩崖碑……王世贞云：‘其下三尺许，为拓碑者冬月篝火蚀之，遂不全。’《济南府志》：‘碑下截剥落，叶彬补书。’按：彬所补百八字，形似小异。后列从臣题名，字差小，好事者以古篆鑱毁。犹有‘开国公臣李仁德，上柱国臣李元纮，臣尉大雅，臣王敬之’三十余字。空处亦有题名，惟颜真卿题名已亡……唐摩崖东为宋摩崖碑，真宗《述功德铭》摩勒于上。高二丈六尺，宽一丈一尺六寸；额高二尺八寸，宽五尺五寸。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御制、正书并篆额。是碑有二，一勒山上，一勒山下城南。其勒山下者，所谓阴字碑也。其勒山上者，文字径二寸，额字径八寸。明嘉靖间鄞人汪坦大书，东安邵鸣歧等题名一则。又安阳人翟涛奉当事僚友同游，引汉陈、荀诸贤之聚，太史以德星奏一事，自为题名，复书‘德星岩’三大字，并鑱盖于上。每行约毁三四十字。下截尚有字句可读，其得字二百二十有五。篆额‘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之铭’十三字，完好如初。原碑字迹犹存，何以孔贞瑄称只成其额也?《文献通考》：‘初，王钦若言唐高宗、玄宗二碑之东，石壁南向平峭，欲即崖成碑以勒圣制，上曰：朕之功德，固无所纪，若须撰述，不过谢上天敷佑，叙祖宗盛美尔。命勒石北向，以答天眷。’元好问《东游略纪》云：‘岳顶封禅坛下，有唐、宋摩崖。’据此则真宗之《述功德铭》，先经摩勒岱巅，后又立碑城南也。乃后人第知有城南之碑，而不复知有岱巅之碑矣。”如果没有这些记载，后人不可能知道如此真相。
其二，《泰山道里记》对唐宋帝王东封泰山筑坛藏简的记载，综合旧志，参考国史，依据亲考，给出了较为完整的答案。他在书中写道：“日观西为登封坛，盖唐时筑也。《岱史》载：‘日观峰西为宋筑石函，方丈许，亦题刻曰：古封禅坛。俗曰宝藏库，以所瘗金书玉简，故云。’《唐书·礼乐志》：‘高宗乾封元年（666），封泰山为圆坛，又为坛于山上，号登封坛，旋名登封坛曰万岁台。玄宗十三年（725）有事泰山，立圆台于山上，又于圆台上起方坛，又为圆坛于山下。’典礼乐章可征也。《宋史》：‘真宗东封，于山上置圆台。’又《宋史·礼志》真宗祥符初有事泰山，记载之甚详也。按：前代登封，为金泥玉简之事，皆是其地，而坛基无存。《岱史》云：‘洪武初，居民于山中得玉匣，内有玉简十六。有司献于朝，验其刻，乃宋真宗祀泰山后土文。又成化十八年（1482）秋，日观峰下，雨水冲出玉简，会中使有事东藩，复驰以献，乃命仍瘗旧所。’后建日照观。嘉靖间复置观海亭，额曰‘日观亭’。稍北为望海楼，并圮。乾隆十二年（1747）十二月十四日，工人于日观峰侧凿石，得玉匣二，各缄以玉简金绳。启视，其一为祥符玉册，共十七简，简字一行，外用黄缦叠裹之，见风灰飞。其一未启，其简尺寸悉如《宋史·礼志》所载。巡抚阿里衮献于朝。有今上御制《日观峰》诗二首，刻碑两面，建亭于上。”这段文字，证实了唐宋帝王东封泰山玉简祭天活动的存在，并记述了玉简被先后发现及其去向的经过，为后世留存了珍贵史料。
其三，《泰山道里记》对齐长城的记述，补正了史事：“长城岭俗呼大岭，古长城所经，《战国策》所谓‘齐有长城巨防’者也。《史记·六国年表》：‘齐威王十一年，赵取我长城。’《楚世家》：‘还，盖长城以为防。’《正义》曰：‘《泰山郡记》云：泰山西北有长城，缘河经泰山千余里，至琅玡台入海。《齐记》云：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余里。以备楚。’今《泰山郡记》《齐记》皆不可见。而《竹书纪年》谓‘周显王十八年，齐筑房以为长城。’其时盖齐威王之二十八年。而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引《管子》云：‘长城之阳鲁也，长城之阴齐也。’则春秋时已有长城矣。城因山为之，起平阴之防门，缘泰山北冈而东经莱芜、博山、临朐、沂水、莒州、日照、诸城，蜿蜒几二千里，至胶州海中大朱山止焉。《泰山郡记》及《水经注》《括地志》，皆谓至琅玡台入海，或指地著者而言，其实相距尚六十里也。”在《泰山道里记》成书之前，没有一部史著如此详记齐长城，而且记述的准确无误。
其四，《泰山道里记》对梁父山的记述，得以方位确认：“大汶口东南三十里为梁父山，平衍突出。《封禅书》：‘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其上旧有地主祠，《史记》：‘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盖天好阴，祠之必于广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汉武帝及光武帝皆降禅于此，而坛址无存。南为梁父城，汉时置县，属泰山郡。《水经注》引《开山图》曰：‘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甫主死。’王者封泰山禅梁甫，故县取名焉。诸葛亮幼从父为梁父尉，父卒后徙居南阳，好为《梁父吟》谓此也。今其村为梁父（今简化为良父村）云。”这一记述，弥补了明代《泰山志》《岱史》等志书的缺憾，将梁父山、梁父城及其人文历史介绍的条理清晰，一目了然。
其五，《泰山道里记》对蛇丘城、铸乡城、汶阳城、汶阳田及其水系、人文的记述，引经据典，详加说明：“城西南七十里而有蛇邱故城，今楼上村是也。《水经注》：‘汶水又西，洸水注焉。’今为之济河。又西经蛇邱县南，县治铸乡故城。《春秋左传》‘宝叔娶于铸’者也。汶水又西，蛇水注之。水出县东北，西南流经汶阳之田，齐所侵也。自汶之北，平畅极目。僖公以赐季友即此。蛇水又西南经铸乡城西，《左传》所谓‘蛇渊囿’也。故京相璠曰：‘今济北有蛇邱城，城下有水，鲁囿也。’俗谓之浊须水，非矣。按：蛇水上纳灵应诸泉，又曰汇河，其下游即浊须水，或谓之浊河。西南三里许有汶阳故城，今城上村是也。《水经注》：‘汶水又西南经鲁国汶阳县北，王莽之汶亭也。县北有曲水池亭。《春秋》桓公十二年，经书：公会杞侯、莒子于曲池。《左传》曰：平杞、莒也。故杜预曰：鲁国汶阳县北有曲水亭。’按：楼上、汇河之间有土丘，传为曲水亭址。汶水经汶阳城南，不在其北也。城上村南七里为阙陵故城。《水经注》：‘汉章帝元和三年东巡泰山，立行宫于汶阳，执金吾耿恭屯城门于汶上，基堑存焉，世谓之阙陵城也。’迤西立元君庙，圯。而《通志》以汶阳、阙陵为一城，并曲池载入宁阳县境。又西约二十五里为颜子坡。《岱史》云：‘州治西南境有高坡，孔子引颜渊望吴门系马，因与俱下于此。’”这段记述，填补了之前泰山志书的空白，不仅确定了蛇丘城的历史方位（今肥城市汶阳镇李楼一带，古称楼上），而且厘清了水系，作出了“汶水经汶阳城南，不在其北也”的判定，更正了《水经注》的误记。
其六，《泰山道里记》对徂徕、灵岩、琨瑞诸山的翔实记述，扩充了泰山志书的记述范畴，将“大泰山”地理概念落到了实处。旧时记泰山者率多拘囿于泰山主峰，最远不过旁及西麓，而其支脉连属几乎无人论及。迨至明嘉靖年间汪子卿修撰《泰山志》，才明确提出了“大泰山”概念，在《山水》中提出：“其支麓蜿蜒，东极于海，西越灵岩、故山，以极于鳌山，北有长白，而南则云云、亭亭、介丘、梁父、蒙、峄、尼丘，培塿环列，惟徂徕、鞍牛密迩山址。大哉岳乎！”汪氏虽然提出了“大泰山”的概念，但没有详述其貌，具体考究。在此书基础上纂修的《岱史》未谙此理，将此支山余脉尽数删除，又退回到狭义泰山的原点。至《泰山道里记》始再倡言“灵岩、琨瑞川谷名迹，连属岳之极北者，虽异县何妨两载，而泰山全体著矣”（聂鈫《道里记自序》）。聂剑光的主要贡献是打破行政区划限制，亲历考察、详细描绘了泰山周边徂徕、灵岩、琨瑞诸山的地貌特征、山川走势、人文历史和文化遗存等，囊括泰山范畴。1989年泰安著名学者马铭初先生在选注《泰山历代文史粹编》（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版）一书时，在《名胜景观》一节中，特将聂剑光笔下的徂徕山和灵岩辑入，由此可见其重大文史价值及其深远影响。《道里记》之后的《岱览》《泰山志》等志书，均承袭其例。尤其是唐仲冕所著《岱览》，将肥城境内的陶、牛二山等泰山西麓余脉也并入了泰山范围。“大泰山”概念的确立，肇始于汪志，成就于聂记，功不可没，为当今学界“泰山文化圈”论点的提出和认可奠定了基础。此外，《泰山道里记》还兼述了“徂徕南二十里许为古南城，晋太傅羊祜封邑”、“又西南有柳里村——即古柳下也，和圣汤沐乡巴里，北有和圣墓碑，久废”、“宫里南三十里为云云山……山上旧有云云亭”、“云云山东南八十里为放城镇，林放故里也，有唐太和残碑”等地的泰山人文地理，可谓洋洋大观，前所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