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浙江湖州市7公里的南郊道场乡青山坞胡峰基山的幽谷处，长眠着泰山三先生之一的胡瑗。胡瑗墓始建于宋嘉祐五年（1060），元代中期被毁，后复建于胡峰基山（曾称何山）向阳坡上，山前有溪，南对照山，西侧为章家山，东部平旷，北与道场山相联。经历代重修，现墓呈圆形，高约3米，直径约5米， 后侧有圈形回龙墙，墓道长约200米。墓碑书“安定文昭胡公之墓”八个大字，已断失。原置有墓屋、祠祀，均已倾圮，不复存在。这里三面环山，松木葱葱，景色幽雅。苏轼有诗云：“道场山顶何山麓，上彻云峰下幽谷。”何山幽谷即指此处。

胡瑗（993～1059），字翼之，北宋学者，理学先驱、思想家和教育家。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州如皋市南乡胡家庄）人，生于官宦家庭，因祖上世居陕西路（今陕西子长县）安定堡，世称安定先生。其家族世代显赫，始祖胡遵为晋车骑将军，后裔中曾出过两位皇后和太后，另有三公九卿及将军、太守10余人。祖父胡修己任泰州司寇参军时，举家随迁海陵。其父胡讷任宁海军节度推官时，因俸禄微薄，竟步入“家贫无以自给”的境地。

胡瑗自幼聪颖好学，7岁善书文，13岁通五经，被左右乡邻视为奇才。胡瑗读书勤奋，好学上进，且志向远大，常以圣贤自任，但因家境衰微，早年并未受过良好教育。青年往泰山求学时，“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宋元学案·安定学案》），为以后从事教育事业奠定坚实基础。明代汪子卿撰《泰山志·卷之二·圣贤》亦载：胡瑗“与孙明复、石守道讲学泰山，攻苦食淡，终夜不寝，十年不归。得家问，见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涧中，不复展读。今人名其投书处为‘投书涧’云。”

关于胡瑗求学泰山一事，《宋元学案·安定学案》和《泰山志》记载均采用了胡瑗之孙胡涤的独家之说。泰山文化学者周郢在《泰山志校证》一书中引陈植锷《胡瑗、孙复、石介同读泰山辩》一文云：孙复到泰山尚不过半载，胡瑗便于景祐三年（1036）入仕，而在此之前，其一直以“经术教授吴中”（《宋史·胡瑗传》）。足见胡瑗布衣时与孙、石同学泰山十年不归云云，实无此事。这一结论在胡鸣盛主编的《安定先生年谱》一书中也得到了佐证。但泰山学者李继生先生通过考证元、明、清三代《孙氏家谱》及明代《胡定安定公碑》、民国《五贤祠碑记》（范明枢撰文）等相关记述胡瑗的资料，认为胡瑗确曾短暂治学泰山，因与孙复学术观点分歧而离去，以致“复恶胡瑗为人，在太学常相避”（《续资治通鉴》第五十七卷）。此说虽系一家之言，但似乎不无道理。鄙见以为胡瑗与泰山绝不会无缘无故，毫无瓜葛，不然的话，源远流长的“泰山三先生”之说和“五贤祠”遗址就失去了史实支持和存在理由，且胡瑗之孙胡涤以及后世学者范明枢等人均系治学严谨之辈，不可能捕风捉影，妄自杜撰。史实究竟如何，尚待进一步考证。

尽管胡瑗年轻时学习刻苦用功，经纶满腹，但却应试7次均未考中，40岁时放弃科举念想，返回泰州城，在华佗庙旁经武祠（今泰州中学民营初中部）办起了一所书院（私塾），并以祖籍安定立名，称作“安定书院”

景祐元年（1034），42岁的胡瑗开始到苏州一带设学讲授儒家经术。时值范仲淹因反对宋仁宗废黜郭皇后被贬该地任知事，翌年范在南园开办郡学后，聘请满腹经纶的胡瑗为首任教席，并送自己的长子范纯佑拜其为师。到任后，他即制订了一套严格的校规。由于范公子能带头遵守，故其他出身豪门的学生无一胆敢肆意践踏。在范知州的鼎力支持下，郡学很快就成为各地学府的楷模。

　　景祐三年（1036），宋廷“更定雅乐，诏求知音者。范仲淹荐瑗，白衣对崇政殿。与镇东节度推官阮逸同校钟律，分造钟磬各一虡。以一黍之广为分，以制尺，律径三分四厘六毫四丝，围十分三厘九毫三丝。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实龠。丁度以为非古制，罢之。授瑗试秘书省校书郎。”（《宋史·胡瑗传》）其间，他合乎古礼的文雅举止深得朝中要人的赞赏。康定元年（1040）七月随镇守延州（今陕西延安市）的范仲淹到陕西，被荐为丹州（今宜川县）军事推官。此间撰《武学规矩》一书，提倡国家大兴武学，以抵御外部侵略。

庆历元年（1041），胡瑗调密州（今山东诸城市）任观察推官时，因父亲去世辞官回家奔丧；翌年复出，改任保宁（今浙江金华市）节度推官。不久应湖州[1]太守滕宗谅之邀，胡瑗到当地的州学任主讲教授，以致“四方之士云集受业”。其间提出了“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的至理名言，并创立了卓有成效的“苏湖教法”。《宋史·胡瑗传》载：“瑗教人有法，科条纤悉备具，以身先之。虽盛夏必公服坐堂上，严师弟子之礼。视诸生如其弟子，诸生亦信爱如其父兄。从之游者常数百人。”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推行新政，并效法湖州的办学经验兴办了一所太学。“庆历中，兴太学，下湖州取其法，著为令。”（《宋史·胡瑗传》）胡瑗执教湖州的经历，在《续资治通鉴》第五十六卷记载较为翔实：“始，瑗以保宁节度推官教授湖州，科条纤悉备具，以身先之，虽盛暑必公服坐堂上。严师弟子之礼，视诸生如其子弟，诸生亦亲爱如其父兄，从游者常数百人。庆历中，兴太学，下湖州取其法，著为令。”

皇祐二年（1050）十一月，朝廷再次更定雅乐，仍诏胡瑗与阮逸进京主持，并得到了司马光和范景仁的支持，此间两人合作撰就《皇祐新乐图记》三卷。“岁余，授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乐成，迁大理寺丞，赐绯衣银鱼。瑗既居太学，其徒甚众，太学至不能容，取旁官舍处之。礼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随材高下，喜自修饬，衣服容之，往往相类，人遇之虽不识，皆知其瑗弟子也。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仍治太学。既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归老于家。诸生与朝士祖饯东门外，时以为荣。既卒，诏赙其家。”（《宋史·胡瑗传》）嘉祐四年（1059）胡瑗病逝，享年67岁，朝廷追谥“文昭”，当朝重臣范仲淹则尊之为“孔孟衣钵，苏湖领袖”。后起学秀王安石誉之为“天下豪杰魁”、文学大家苏东坡曾写下过赞颂他的诗句“所以苏湖士，至今怀令古”。而《续资治通鉴》第五十七卷对胡瑗之逝的记述更为详尽：“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管句太学胡瑗，病不能朝，戊申（1059年正月十三日），授太常博士，致仕，归海陵，诸生与朝士祖饯东门外，时以为荣。及卒，诏赙其家。集贤校理钱公辅，率太学诸生百余人即修舍为位哭，又自陈师丧，给假二日。”这一记载突出了胡瑗病退及其逝世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由此可见他当时在朝野享有的崇高学术地位。

胡瑗一生著作颇丰，可惜大部散佚，传世很少，且多为门人记录整理而成。现存经学著作有《周易口义》十二卷、《洪范口义》三卷、《尚书释音》，音乐著作有《皇佑新乐图记》三卷（与阮逸合撰），军事著作《武学规矩》等。其中《周易口义》《洪范口义》均入《四库全书》。《论语说》《春秋口义》等皆轶。

胡瑗是宋初著名的思想家。他精通儒家经术，以“圣贤自期许”，讲“明体达用之学”，认为儒家的纲常名教是万世不变的“体”，而儒家的诗书典籍则是垂法后世的“文”；把体、文付诸实际，可以“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达到民安国治、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他的“明体达用之学”，对宋代理学有较大影响。胡瑗讲学分经义、治事二斋，治事包括讲武、水利、算术、历法等，表现了重视经世治用的特点。他的学术思想内涵丰富，主要根源于《周易》一书。易学为讲天人之道、讲万物变易法则的学问。胡瑗的《周易口义》是他的学生倪天隐根据先生口述整理而成，其特点是大胆疑经，自立新解。据统计，胡瑗仅在《周易口义》一书中，疑经的地方就有10多处；在《洪范口义》中，也纠正了许多不合理的注解。据《宋元学案》记载，胡瑗“日升堂讲《易》，音韵高朗，旨意明白，众皆大服”。丁宝书在《安定言行录》中引用胡瑗学生王得臣的话说：胡瑗为国子直讲，“朝廷命主太学，时千余士，日讲《易》，予执经在诸生列，先生每引当世之事明之。”毫无疑问，胡瑗是宋初易学的权威，是一位开源发蒙、鼓动风气的人物，也是宋代义理易学的创立者。清人全祖望亦在《宋元学案》中追根溯源地说：“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胡瑗还一贯坚持安民之道的民本思想，既求贤用贤，又养民教民。他认为君王无论多么强势圣明，若无贤臣辅佐，则“倡而无知，令而无从”，虽有仁义爱民的欲望，亦无法施行仁政于天下。因此胡瑗说“天下之广，生灵之众，一贤不可独治，故必群贤并进于朝廷，则可大行其道。”广纳天下群贤，一可佐君施行仁政，二可辅君增广视听，三可致君无为而治。尤其是胡瑗在《周易口义》中“论民本”时说：“不以一己为忧乐，所忧者天下，所乐者天下。”这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其实是一致的。

胡瑗是宋初著名的教育家。他在生前几十年的教学实践中，集教学理论、实践和改革于一身，开创了宋代理学先河。胡瑗毕生从事教育，先后在泰州、苏州、湖州和京师太学执教三十年左右，受教育者不下数千人，对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胡瑗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颇具特色和首创精神，不愧为一代宗师。他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成就，经受了数百年的历史检验，依然熠熠生辉。胡瑗的教育思想，主要有以下八个方面：

其一，注重教育目的，培养经世人才。胡瑗在《松滋县学记》中，开宗明义地揭示了人才、教化、学校之间的内在联系：“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他从“致天下之治”的政治目的出发，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一是为什么要重视教育。胡瑗认为，治理好国家关键在人才，人才要通过教育培养。二是如何办好教育。他认为，教育要“师儒”，就是以孔孟之道从事教育事业；要“有教无类”，普及教育于平民；地方行政长官要重视教育，带头兴办学校。在封建社会中，人民处于弱势地位，封建政权内部的监督机制有名无实，各级官吏的政治道德、文化素质对于吏治的好坏、人民负担的轻重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培养道德高尚的经世人才，对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有着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二，力纠社会时弊，坚持体用为本。北宋初期，教化不兴，风尚低俗，当时的科举制度崇尚声律浮华，以诗赋取土，社会上普遍存在着“苟趋禄利”、轻“教化”、重“取土”的风气，且各地又没有建立学校。为了培养真正合格的致治之才，胡瑗认为必须建立“敦尚行实”的学校，这种“立学教人”的主张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在宋仁宗明道、宝元时期，为了纠正取士不以“体用为本”、只讲究诗词歌赋的时弊，主张以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很清楚，“体”是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是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标准；“用”是指运用这个基本道德标准治理国家。也就是说，教育不能只是为了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而是培养出既精通儒学经典，又能在实践中运用的人才。胡瑗为贯彻“明体达用”思想，作出巨大努力并取得成功，开创了宋代理学先河。同时他又将“明体达用”的思想渗透于教育改革之中，成为他从事教育改革和实践的理论基础。

其三，首创分科教学，造就专业人才。胡瑗为了贯彻“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先创立了分斋教学的制度。他设立经义和治事二斋，依据学生的才能、兴趣志向施教。经义主要学习六经；治事又分为治民、讲武、堰水（水利）和历算等科。凡入治事斋的学生每人选一个主科，同时加选一个副科。另外还附设小学。这种大胆尝试，既使学生能领悟圣人经典义理，又能学到实际应用的本领，胜任行政、军事、水利等专门性工作。实践证明，这种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是非常有效和成功的，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才。如长于经义之学的孙觉、朱临、倪天隐等，长于政事的范纯仁（范仲淹次子，官至宰相）、钱公辅等，长于文艺的钱藻、腾元发等，长于军事的苗授、卢秉等，还有长于水利的刘彝等人，均是这种教育模式的胜出者。

其四，推广普及教育，主张州县办学。面对宋初“轻教育”学风不正的状况，胡瑗运用历史对比的方法，着重阐述了“师儒”和“兴校”的重要性。他说：“学校之兴莫过于三代，而三代之兴莫过于周。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艺教万民而宾兴之。纠其有言异者诛，行异者禁。其所言者皆法言，所行者皆德行。”当时宋代官学有两种：一是中央官学，二是地方官学（即州县二学）。庆历四年（1044），在第一次兴学运动之前，中央官学生员很少，绝大多数为官宦子弟；地方官学，只有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准允曲阜先圣庙立学，并赐额“应天府书院”，是为州县办学之始，余则寥若晨星。于是胡瑗大声疾呼“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不仅是对地方行政官员的强烈呼吁，也是对宋朝统治者的忠告。　　胡瑗主张“广设庠序之教”，大兴地方官学，它不仅可以使人才“继踵而出”，更为重要的可以“正以民心”，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以达到太平盛世之目的。故庆历四年四月，宋仁宗采纳范仲淹的建议，开天章阁，与大臣们讨论扶危振兴之良策，慨然下诏全国，要求各州县都要兴办学校。这与他一贯倡导的“以仁义礼乐为学”、“致天下之治”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其五，严规言传立教，探索办学新路。胡瑗在苏、湖执教的二十年间，亲手制订了一系列教育规章制度。如学校作息规定：一般上午讲解经义，课后复读500遍；下午讲解历史，复读100遍；晚上讲解子书，复读300遍。他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注意言传身教，并规定师生之间的礼节，自己常常“以身先之”，盛夏之季，他也公服端坐堂上，决不稍懈。有一次，学生徐积初次见胡瑗，头稍稍有些偏了，他就直呼“头容直”。这使徐积从中受到教育，时刻警示自己不仅要仪态端庄，更应该注意自己的心也要正直。同时，他又十分关心学生的生活，如学生安涛患了痼疾，他慈父般地给予关照，学生非常感动，说先生之爱如同冬天的太阳。在规章明、要求严的情况下，胡瑗的弟子皆“衣冠容止，往往相类”，外人一看就知道是胡瑗的弟子。据统计，他的学生有1700多名。胡氏这种独特的学风与校风，先施于苏湖，后行于太学，并使此规章制度经皇上批准，在全国推广，可见其影响之大，效果之好。他的这套教学规章，与后来南宋朱熹所订的《白鹿洞学规》前后辉映，同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

其六，注意全面发展，提高综合素质。胡瑗本身就是造诣极深的音乐家，所以十分重视学子的全面发展。胡瑗强调学生要有一个强壮的身体，经常教导学生吃饱饭以后不要立即伏案读书，这样做将有害于身体健康。他要求学生适当参加体育锻炼，平时要学会“射箭”、“投壶”和其他各项游乐活动。在重视德育、智育的前提下，他也注重音乐教育，注意用音乐来陶冶学生的精神情操，如在各种考试之后，他常与学生们会于“肯善堂”歌诗奏乐，至夜始散。平时，诸斋亦常有弦歌声达于户外，致使路人生奇，驻足倾听。胡瑗提倡体、美、乐教育，这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堪称一大开拓创新。

其七，提倡开门办学，注重社会实践。胡瑗在教学中除重视书本教育外，同时还组织学生到野外、到各地游历名山大川，并把此项活动列入教程之中，做到让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统一。他认为：“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有益于学者矣。”故他曾亲率诸弟子自湖州游关中，上至陕西潼关关门，回顾黄河抱潼关，委蛇汹涌，而太华、中条环拥其前，一览数千里，形势雄张。他慨然道：“此可以言山川矣。学者其可不见之哉！”由此证明胡瑗反对闭户读书，主张接触实际，了解社会，浏览名山大川，以开拓胸襟视野，让书本知识与客观实际相结合，有利于实现他的教育目的——真正培养出“明体达用”的致治之才。同时也一语道破了知识来源于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真谛。

其八，主张太学寄宿，培育群体意识。宋代起初规定太学学生不能住宿，主要因为太学右侧为御书阁，消防工作特别重要，每到夜半时分，宿舍里的灯烛要全部熄灭，实行“火禁”。嘉祐元年（1056），胡瑗与孙复轮流主持太学，他们为了让学生有较多的时间过集体生活，请求有关部门放宽火禁，如发生意外，概由二人负责。此后太学就实行“寄宿制”，每晚由师生轮值，监督火烛，严防火灾。同时规定学生每月放假四次，其余时间皆留校住宿。每日起身、就寝以鸣鼓为号，进出校门必须请假，平时也不准随意会客和离校。这种寄宿制度在有条件的地方延伸到州、县之学，在今日的学校中还沿袭使用，且日臻完备。

综观胡瑗教育生涯，积累了丰富可行的教育制度和教学经验，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后人不仅可以看到他自强不息、艰苦创业、以苦为乐、终身教育的敬业奉献精神，而且可以看到他勤勉好学、求真务实、力纠时弊、锐意改革的创新勇气。同时，还可以看到他淡泊名利、忧国忧民、躬行力践、诲人不倦的高尚品质。宋代著名思想家朱熹把古代圣贤名流的“嘉言善行”汇集起来，编成《小学》一书，作为儿童读本，其中就详细记录了胡瑗一生的教学活动和事迹，认为可作“百世之法”。南宋书院举起，宋宝庆元年（1226），泰州在胡瑗讲学之处，亦创办了“安定讲堂”。明代学士程敏政断言：“自秦汉以来，师道之立，未有过瑗者。”明嘉靖九年（1530），世宗正式以胡瑗从祀，尊称为“先儒胡子”。泰州亦在“安定讲堂”之地建胡公祠，纪念胡瑗先贤，清乾隆五年（1740）改称“胡公书院”。嘉庆二年（1797），胡公祠移至泰州岳墩南麓，现存祠三间，列为泰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清初学者黄宗羲直接继承了胡瑗“明体达用”的衣钵，开创学贵践履的经世致用新学风，其实质就是胡瑗倡导的“实学论”。

[1] 原江苏省苏州市吴县， 1995年6月撤销，建立吴县市(县级)，2001年2月28日撤销吴县市，原吴县市辖区分设为苏州市吴中区与苏州市相城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