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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平县梯门镇东瓦庄村东南一公里处的山峪内,现存封土堆高6米,直径约30米的一座古墓,北、东、南三面环山,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这就是宋初三先生、著名学者孙复的灵魂归宿处。凭吊墓前,抚今追昔,令人对这位泰山学派的创始人肃然起敬。
孙复(992~1057),字明复,号富春,北宋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市)人,因泰山讲学,人称“泰山先生”。孙复幼年家贫,父早亡,但力学不辍。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贫困潦倒的孙复求学于南京应天府南都学舍,师从范仲淹,得到范仲淹的资助。孙复在南都学舍不舍昼夜,饱读六经,贯穿义理,并结识了石介、胡瑗、李觏、范忠宣(即范仲淹次子范纯仁)诸学子。范仲淹服满复职,孙复遂应试科举,但四举开封府进士皆不第,未能出仕任官。孙复科考失利,盖由其重义理而轻传注,而宋廷沿袭隋唐学风,专以辞赋取士,偏重文学修养,所以他“知其道不与时合,不敢复进,乃退。”(《徂徕石先生文集·上杜副枢书》)。由于家徒四壁,无以为生,孙复只能背负无钱下葬的先人骸骨,四海为家,曾先后游学泗水、京师(今开封市)、汶上、兖州、东平、新泰等地,时常朝夕仰天大哭,长啸不已,抒发怀才不遇之悲苦。今新泰市新汶街道孙村因孙复寄居而得名。
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孙复在石介的襄助下来到泰山。石介并与张洞等执弟子礼师从孙复。景祐四年(1037),在今岱庙汉柏院建学舍,取名“信德堂”;不久因岱庙整修扩建,北迁泰山凌汉峰下原属唐代道士周朴的栖直观,并作了整修和扩建,使其规模大大超过信德堂,招生数量剧增。因石介筹建并为其撰有《泰山书院记》,遂正式有“泰山书院”之名(后世亦称泰山上书院)。在泰山讲学时期,孙复贫穷不堪,又得不到权要资助,“衣弗充,食弗给,不足以逃饥寒之忧。”(《徂徕石先生文集·上杜副枢书》)但孙复不以生计为意,安贫乐道,仍聚书满室,与群弟子讲求儒道,乐此不疲。其门下多出贤良之士,如石介、文彦博、范纯仁等,皆一时精英,大有作为。孙复44岁那年(1035),石介赋《赠孙先生诗》,与其共勉:
世无伯乐不识马,眼看骐骥如驽骀。
先生今年四十四,才似皋夔胡为哉。
泰山山下水照石,溪声秽秽白云堆。
我居其间构茅屋,先生先生归去来。[1]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即孙复开办泰山书院的第二年,石介回乡守孝期间,在徂徕山下的长春岭创办了徂徕书院,聚众讲学,声誉鹊起。如此,泰山书院和徂徕书院南北呼应,相互激励和支持。孔子的第45代孙孔道辅也应邀前来讲学,八方学子慕名而往,社会名流接踵而至,遂使书院名冠齐鲁。两书院皆以讲习儒家经典为主,兼及子、史,尤以《周易》《春秋》为重,并广泛开展学术讨论和交流活动。孙复的名著《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就成书于这个时期。
庆历二年(1042)范仲淹在朝主持新政,与富弼等推荐孙复,先后授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从此孙复以布衣超拜,踏入仕途,宋仁宗对之亦多为礼敬。他与石介一起,积极支持范仲淹等人的“复古劝学”主张,在太学实施举人应考须有听书日限及扩大太学录取人数等措施,使得学生人数骤增,北宋太学由此转衰为盛。孙复辛勤于治学,研究周、孔之道,先是追求科举与功名,后是研究学问与讲学,故40岁尚未成婚。时宰相李迪深知孙复人品、学问俱佳,说动侄女嫁给了他。李迪是真宗、仁宗时著名的大臣,地位、政绩显赫,为人处事亦正派,将其侄女下嫁孙复,增其贤名,而世人则由此更知孙复之贤。孙复之学及其为人,很快传闻天下,一时成为学界权威。不幸的是,孙复因“孔直温败,得所遗复诗,受贬虔州(今江西赣州)监税,徙泗州(今江苏宿迁市),又知长水县(今河南洛宁县西),签书应天府判官事。通判凌州(今山东陵县),未行,翰林学士赵概等十余人言复经为人师,不宜使佐州县。留为直讲,稍迁殿中丞。”(《宋史·孙复传》)嘉佑二年(1057)七月卒,享年66岁,葬于东平,宋仁宗“赐钱十万”治丧,欧阳修为之撰墓志铭。孙复病重期间,当朝大臣韩琦将此事禀告了宋仁宗,并选派一名书吏,赐予纸笔,命其门人祖无择协助孙复得书15万言,录藏于秘阁中。《续资治通鉴》第五十七卷详记了此事:“已亥(1057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殿中丞、国子监直讲孙复,治《春秋》,著闻于时。既疾,韩琦言:‘请选书吏给纸札,命其门人祖无择即家录之。’特官其子,复卒,又赐钱十万。”由此可见孙复的生荣死哀,与石介的悲剧落幕形成鲜明对照。
孙复一生专事治学,著作颇丰。他倾注毕生心血,著《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春秋总论》三卷、《睢阳子集》十卷、《易说》六十四篇。从孙复著作内容看,他研究的学问,主要是阐述周孔之道,尤以经学见长,其经学为学界所重的是《春秋》学。孙复《春秋》学的特点,在于置《三传》于不顾,凭己意诠释。以“尊天子,黜诸侯”立论,认为《春秋》“有贬无褒”,突出孟子“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思想,而实质与北宋强化中央集权统治有关。除《春秋》学外,其学术思想值得注意的有三点:一是提倡儒家,维护“道统”。《孙明复小集·信道堂记》说:“吾之所以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子、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二是排斥佛、道二教。孙复撰写《儒辱》《无为指》等文,专门攻击佛、道,把儒、道、佛三教鼎立看作是“儒者之辱”,进而号召儒者起来“鸣鼓而攻之”,试图重振韩愈攘斥佛道的事业,复兴儒家文化。三是抨击科举时文。他对当时士人热衷于四六时文的现状大为不满,强调“文以载道”,认为“文者,道之用也;道者,之本也”,作文应该“左右名教,夹辅圣人而已”(《孙明复小集·答张洞书》)。
孙复是北宋庆历之际经学变古的代表人物之一,学风影响颇大。程颐《回礼部取问状》记:“孙殿丞复说《春秋》,初讲旬日间,来者莫知其数。堂上不容,然后谢之,立听户外者甚众。当时《春秋》之学为之一盛,至今数十年传为美事。”(《河南程氏文集》卷七)这说明当时学者对其学风的认同。孙复开了风气,以后治《春秋》者相继效法,宋代治《春秋》出名的如孙觉、刘以得、吕本中、胡安国、高闶、吕祖谦、程公说、张洽、吕大圭、家铉翁等。他们的《春秋》学在内容上固然与孙复多有不同,但舍传求经、变专门学为通学这一特点是完全一致的。不过,孙复的偏颇学风也遭到了清代学者的严厉批评,如乾隆年间的四库馆臣批评他“遂使孔庭笔削,变为罗织之经”;“过于深求,而反失《春秋》之本旨者,实自复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春秋类》)。
孙复治学突出儒学之道。此道非道家所谓玄妙难测的宇宙本体,乃是指一切社会政治伦理的最高原则。他继承韩愈之说,构建了一套由远古伏羲、炎黄经尧舜禹至周公、孔孟的道统,认为孔子使“治天下,经国家大中之道,焕然而备。”(《孙明复小集·上孔给事书》)这一学说将孔孟宣扬的精英政治道德理论凌驾于皇权之上,使儒家传布之道俨然成为包括帝王在内的万众遵行的根本原则,儒家硕学成为帝王之师,这就大大抬高了儒士的社会地位,对皇权专制构成有力的制约。这是理学在兴起之初最有价值和富有进步意义的亮点。虽然,这种道德说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皇权至上的垄断性,但毕竟在理论上有一种客观的价值评判体系,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帝王的胡作非为,有利于百姓的安居乐业。
在道与文的关系上,唐代韩愈倡“文以载道”,柳宗元倡“文以明道”。孙复则进一步称“文为道用”:“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一切诗词歌赋文章“虽其目甚多,同归于道,皆谓之文也”。这就批评了道家废文遵道的偏颇,承认文的大用是为道的倡明来服务。他认为所谓儒学六经是圣人之文,均是阐明儒道之言,六经因孔子传播,有极高的地位。所以明道离不开六经,但同时要直指六经,通其义理。孙复专重六经义理之说的主张,开了后世宋学即理学敢于突破前人旧说的先例。宋学的创新思想和理念由此而发扬光大,这在当时也是一次值得肯定的思想解放运动。
孙复的治学方法论亦有重要的创造。首先,他提出“舍传以求经”的治经方法,即以时代的需要为出发点,直接从经学中寻求有用之道,并以自己的理解,进行阐述,提出见解。对此,欧阳修评论说:孙“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孙复的“不惑传注”“舍传求经”的方法,一方面发展成为理学家的“义理之辨”思维模式,对人的思想是一大解脱,具有一定的自由思想的含义,因而对人的思想注入了生机,推动了古代思维的发展。另一方面,这种方法具有玄想特征,由于阐述经学原则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性,所以易于流于空泛议论之途。其次,孙复在提出“舍传求经”方法时,已经注意到这种方法含有的不确定性,又主张文以致用,道以致用,提倡务实之学,在方法上为研究经学开拓了一条新路。对此,史家评价道:“以后来说《春秋》者,深文锻炼之学,大抵用此书为根柢。”可见,孙复不仅为理学体系的创立提供了基本的思想内容,同时还为进一步完善这个理论,提供了一个方法论。理学是中国古代最发达的理论形态,孙复是这个理论形态的先驱者,其作用与影响是很明显的,在古代思想史与理学发展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故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曾有“不敢忘”之语。
孙复还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他从事教化几十年,卓有成效。因为他认为教化是提升人的文明素质的最有效的手段,儒家要弘扬大道,必先施之于教化:“儒者,长世御俗,宣教化之大本也。”没有教化,人便混同于禽兽,天下就不成为人的天下。他批评汉宣帝的鄙视儒士不足为用,结果纪纲目乱,风俗日坏,导致西汉衰亡。孙复进一步提出教化当以太学为根本:“太学者,教化之本根,礼义之渊薮也。王道之所由兴,人伦之所由正,俊良之所由出。”显然,这就把太学的教化与政治是否清明联系起来,并将之安置到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位置上。这个见解是十分明智的。
孙复《诗集》中收录一首《谕学》,咏叹了一生求学与治学的理想追求:
冥观天地何云为,茫茫万物争蕃滋。羽毛鳞介各异趣,披攘攫搏纷相随。
人亦其间一物尔,饿食渴饮无休时。苟非道义充其腹,何异鸟兽安须眉。
人生在学勤始至,不勤求至无由期。孟轲荀卿扬雄氏,当时未必皆生知。
因其钻仰久不已,遂入圣域争先驰。既学便当穷远大,勿事声病淫哇辞。
斯文下衰吁已久,勉思驾说扶颠危。击喑驱聋明大道,身与姬孔为藩篱。
是非丰顇若不学,慎无空使精神疲。
孙复逝后,梅圣俞作《哭孙明复诗》祭之:“旧业居东岱,中年谒紫庭。要途无往迹,至死守残经。”[2]对他的生平事迹及其志向作了简明概括。
[1] 转引自[清]唐仲冕编撰、孟昭水校点集注:《岱览》卷第二十九《博览二》,泰山出版社2007年版,第783页。
[2]转引自[清]唐仲冕编撰、孟昭水校点集注:《岱览》卷第二十九《博览二》,泰山出版社2007年版,第7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