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平县梯门镇东瓦庄村东南一公里处的山峪内，现存封土堆高6米，直径约30米的一座古墓，北、东、南三面环山，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这就是宋初三先生、著名学者孙复的灵魂归宿处。凭吊墓前，抚今追昔，令人对这位泰山学派的创始人肃然起敬。

孙复（992~1057），字明复，号富春，北宋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市）人，因泰山讲学，人称“泰山先生”。孙复幼年家贫，父早亡，但力学不辍。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贫困潦倒的孙复求学于南京应天府南都学舍，师从范仲淹，得到范仲淹的资助。孙复在南都学舍不舍昼夜，饱读六经，贯穿义理，并结识了石介、胡瑗、李觏、范忠宣（即范仲淹次子范纯仁）诸学子。范仲淹服满复职，孙复遂应试科举，但四举开封府进士皆不第，未能出仕任官。孙复科考失利，盖由其重义理而轻传注，而宋廷沿袭隋唐学风，专以辞赋取士，偏重文学修养，所以他“知其道不与时合，不敢复进，乃退。”（《徂徕石先生文集·上杜副枢书》）。由于家徒四壁，无以为生，孙复只能背负无钱下葬的先人骸骨，四海为家，曾先后游学泗水、京师（今开封市）、汶上、兖州、东平、新泰等地，时常朝夕仰天大哭，长啸不已，抒发怀才不遇之悲苦。今新泰市新汶街道孙村因孙复寄居而得名。

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孙复在石介的襄助下来到泰山。石介并与张洞等执弟子礼师从孙复。景祐四年（1037），在今岱庙汉柏院建学舍，取名“信德堂”；不久因岱庙整修扩建，北迁泰山凌汉峰下原属唐代道士周朴的栖直观，并作了整修和扩建，使其规模大大超过信德堂，招生数量剧增。因石介筹建并为其撰有《泰山书院记》，遂正式有“泰山书院”之名（后世亦称泰山上书院）。在泰山讲学时期，孙复贫穷不堪，又得不到权要资助，“衣弗充，食弗给，不足以逃饥寒之忧。”（《徂徕石先生文集·上杜副枢书》）但孙复不以生计为意，安贫乐道，仍聚书满室，与群弟子讲求儒道，乐此不疲。其门下多出贤良之士，如石介、文彦博、范纯仁等，皆一时精英，大有作为。孙复44岁那年（1035），石介赋《赠孙先生诗》，与其共勉：

世无伯乐不识马，眼看骐骥如驽骀。

先生今年四十四，才似皋夔胡为哉。

泰山山下水照石，溪声秽秽白云堆。

我居其间构茅屋，先生先生归去来。[1]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即孙复开办泰山书院的第二年，石介回乡守孝期间，在徂徕山下的长春岭创办了徂徕书院，聚众讲学，声誉鹊起。如此，泰山书院和徂徕书院南北呼应，相互激励和支持。孔子的第45代孙孔道辅也应邀前来讲学，八方学子慕名而往，社会名流接踵而至，遂使书院名冠齐鲁。两书院皆以讲习儒家经典为主，兼及子、史，尤以《周易》《春秋》为重，并广泛开展学术讨论和交流活动。孙复的名著《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就成书于这个时期。

庆历二年（1042）范仲淹在朝主持新政，与富弼等推荐孙复，先后授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从此孙复以布衣超拜，踏入仕途，宋仁宗对之亦多为礼敬。他与石介一起，积极支持范仲淹等人的“复古劝学”主张，在太学实施举人应考须有听书日限及扩大太学录取人数等措施，使得学生人数骤增，北宋太学由此转衰为盛。孙复辛勤于治学，研究周、孔之道，先是追求科举与功名，后是研究学问与讲学，故40岁尚未成婚。时宰相李迪深知孙复人品、学问俱佳，说动侄女嫁给了他。李迪是真宗、仁宗时著名的大臣，地位、政绩显赫，为人处事亦正派，将其侄女下嫁孙复，增其贤名，而世人则由此更知孙复之贤。孙复之学及其为人，很快传闻天下，一时成为学界权威。不幸的是，孙复因“孔直温败，得所遗复诗，受贬虔州（今江西赣州）监税，徙泗州（今江苏宿迁市），又知长水县（今河南洛宁县西），签书应天府判官事。通判凌州（今山东陵县），未行，翰林学士赵概等十余人言复经为人师，不宜使佐州县。留为直讲，稍迁殿中丞。”（《宋史·孙复传》）嘉佑二年（1057）七月卒，享年66岁，葬于东平，宋仁宗“赐钱十万”治丧，欧阳修为之撰墓志铭。孙复病重期间，当朝大臣韩琦将此事禀告了宋仁宗，并选派一名书吏，赐予纸笔，命其门人祖无择协助孙复得书15万言，录藏于秘阁中。《续资治通鉴》第五十七卷详记了此事：“已亥（1057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殿中丞、国子监直讲孙复，治《春秋》，著闻于时。既疾，韩琦言：‘请选书吏给纸札，命其门人祖无择即家录之。’特官其子，复卒，又赐钱十万。”由此可见孙复的生荣死哀，与石介的悲剧落幕形成鲜明对照。

孙复一生专事治学，著作颇丰。他倾注毕生心血，著《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春秋总论》三卷、《睢阳子集》十卷、《易说》六十四篇。从孙复著作内容看，他研究的学问，主要是阐述周孔之道，尤以经学见长，其经学为学界所重的是《春秋》学。孙复《春秋》学的特点，在于置《三传》于不顾，凭己意诠释。以“尊天子，黜诸侯”立论，认为《春秋》“有贬无褒”，突出孟子“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思想，而实质与北宋强化中央集权统治有关。除《春秋》学外，其学术思想值得注意的有三点：一是提倡儒家，维护“道统”。《孙明复小集·信道堂记》说：“吾之所以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子、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二是排斥佛、道二教。孙复撰写《儒辱》《无为指》等文，专门攻击佛、道，把儒、道、佛三教鼎立看作是“儒者之辱”，进而号召儒者起来“鸣鼓而攻之”，试图重振韩愈攘斥佛道的事业，复兴儒家文化。三是抨击科举时文。他对当时士人热衷于四六时文的现状大为不满，强调“文以载道”，认为“文者，道之用也；道者，之本也”，作文应该“左右名教，夹辅圣人而已”（《孙明复小集·答张洞书》）。

孙复是北宋庆历之际经学变古的代表人物之一，学风影响颇大。程颐《回礼部取问状》记：“孙殿丞复说《春秋》，初讲旬日间，来者莫知其数。堂上不容，然后谢之，立听户外者甚众。当时《春秋》之学为之一盛，至今数十年传为美事。”（《河南程氏文集》卷七）这说明当时学者对其学风的认同。孙复开了风气，以后治《春秋》者相继效法，宋代治《春秋》出名的如孙觉、刘以得、吕本中、胡安国、高闶、吕祖谦、程公说、张洽、吕大圭、家铉翁等。他们的《春秋》学在内容上固然与孙复多有不同，但舍传求经、变专门学为通学这一特点是完全一致的。不过，孙复的偏颇学风也遭到了清代学者的严厉批评，如乾隆年间的四库馆臣批评他“遂使孔庭笔削，变为罗织之经”；“过于深求，而反失《春秋》之本旨者，实自复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春秋类》）。

孙复治学突出儒学之道。此道非道家所谓玄妙难测的宇宙本体，乃是指一切社会政治伦理的最高原则。他继承韩愈之说，构建了一套由远古伏羲、炎黄经尧舜禹至周公、孔孟的道统，认为孔子使“治天下，经国家大中之道，焕然而备。”（《孙明复小集·上孔给事书》）这一学说将孔孟宣扬的精英政治道德理论凌驾于皇权之上，使儒家传布之道俨然成为包括帝王在内的万众遵行的根本原则，儒家硕学成为帝王之师，这就大大抬高了儒士的社会地位，对皇权专制构成有力的制约。这是理学在兴起之初最有价值和富有进步意义的亮点。虽然，这种道德说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皇权至上的垄断性，但毕竟在理论上有一种客观的价值评判体系，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帝王的胡作非为，有利于百姓的安居乐业。

在道与文的关系上，唐代韩愈倡“文以载道”，柳宗元倡“文以明道”。孙复则进一步称“文为道用”：“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一切诗词歌赋文章“虽其目甚多，同归于道，皆谓之文也”。这就批评了道家废文遵道的偏颇，承认文的大用是为道的倡明来服务。他认为所谓儒学六经是圣人之文，均是阐明儒道之言，六经因孔子传播，有极高的地位。所以明道离不开六经，但同时要直指六经，通其义理。孙复专重六经义理之说的主张，开了后世宋学即理学敢于突破前人旧说的先例。宋学的创新思想和理念由此而发扬光大，这在当时也是一次值得肯定的思想解放运动。

孙复的治学方法论亦有重要的创造。首先，他提出“舍传以求经”的治经方法，即以时代的需要为出发点，直接从经学中寻求有用之道，并以自己的理解，进行阐述，提出见解。对此，欧阳修评论说：孙“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孙复的“不惑传注”“舍传求经”的方法，一方面发展成为理学家的“义理之辨”思维模式，对人的思想是一大解脱，具有一定的自由思想的含义，因而对人的思想注入了生机，推动了古代思维的发展。另一方面，这种方法具有玄想特征，由于阐述经学原则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性，所以易于流于空泛议论之途。其次，孙复在提出“舍传求经”方法时，已经注意到这种方法含有的不确定性，又主张文以致用，道以致用，提倡务实之学，在方法上为研究经学开拓了一条新路。对此，史家评价道：“以后来说《春秋》者，深文锻炼之学，大抵用此书为根柢。”可见，孙复不仅为理学体系的创立提供了基本的思想内容，同时还为进一步完善这个理论，提供了一个方法论。理学是中国古代最发达的理论形态，孙复是这个理论形态的先驱者，其作用与影响是很明显的，在古代思想史与理学发展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故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曾有“不敢忘”之语。

孙复还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他从事教化几十年，卓有成效。因为他认为教化是提升人的文明素质的最有效的手段，儒家要弘扬大道，必先施之于教化：“儒者，长世御俗，宣教化之大本也。”没有教化，人便混同于禽兽，天下就不成为人的天下。他批评汉宣帝的鄙视儒士不足为用，结果纪纲目乱，风俗日坏，导致西汉衰亡。孙复进一步提出教化当以太学为根本：“太学者，教化之本根，礼义之渊薮也。王道之所由兴，人伦之所由正，俊良之所由出。”显然，这就把太学的教化与政治是否清明联系起来，并将之安置到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位置上。这个见解是十分明智的。

孙复《诗集》中收录一首《谕学》，咏叹了一生求学与治学的理想追求：

冥观天地何云为，茫茫万物争蕃滋。羽毛鳞介各异趣，披攘攫搏纷相随。

人亦其间一物尔，饿食渴饮无休时。苟非道义充其腹，何异鸟兽安须眉。

人生在学勤始至，不勤求至无由期。孟轲荀卿扬雄氏，当时未必皆生知。

因其钻仰久不已，遂入圣域争先驰。既学便当穷远大，勿事声病淫哇辞。

斯文下衰吁已久，勉思驾说扶颠危。击喑驱聋明大道，身与姬孔为藩篱。

是非丰顇若不学，慎无空使精神疲。

孙复逝后，梅圣俞作《哭孙明复诗》祭之：“旧业居东岱，中年谒紫庭。要途无往迹，至死守残经。”[2]对他的生平事迹及其志向作了简明概括。

[1] 转引自[清]唐仲冕编撰、孟昭水校点集注：《岱览》卷第二十九《博览二》，泰山出版社2007年版，第783页。

[2]转引自[清]唐仲冕编撰、孟昭水校点集注：《岱览》卷第二十九《博览二》，泰山出版社2007年版，第7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