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浒传》的作者，明代以来流行三种说法：一说罗贯中著，最早的水浒版本署名“东原罗贯中”；一说为施耐庵著，以金圣叹修订本为代表；还有一说是施、罗合作。第三种说法得益于明代高儒所编《百川书志》的佐证。该书记载：“《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

高儒，字子醇，自号百川子，河北涿州人。明嘉靖年间兵部下属武官，喜文翰，嗜诗文，富于藏书，曾以6年之功，整理编次藏书，三易其稿，于嘉靖十九年（1540）编成《百川书志》20卷。此书虽系私修，但其史料价值和学识水平却得到了后世学者的推崇，且高儒距施、罗时代不远，所记当有权威性和可信度。现存《水浒传》各种版本多署“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的事实，证实了高儒记述言出有据，符合实际。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持施、罗合著观点，于1975年10月出版明代杭州容与堂刻印百回本《水浒传》（原书今藏国家图书馆），署名著者为施耐庵、罗贯中。以后重印时虽然删去了“文革”版评论不妥的前言，修订了若干排校错误，但此书的作者具名一直未改。这说明，文学界和学术界认同了施、罗合著百回本《水浒传》这一事实，不存在争议。

学术界和文学界之所以取施、罗合著说，除《百川书志》的确切记载外，还缘于随着《水浒传》两位作者生平事迹材料的不断发现，通过对二人共同的经历、旨趣和师生关系的反复考量，作出了这一合乎逻辑的判定。

《水浒传》作者之一的施耐庵（1296～1371），名子安（一说名耳），又名肇瑞，字彦端，号耐庵，祖籍苏州，生于江苏兴化，后迁海陵县白驹场（原属兴化，今隶大丰市白驹镇）。长期以来，由于施耐庵生平事迹的文献资料匮乏，而搜集到的一些记载又颇多矛盾，所以人们对这位天才作家了解不多。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今江苏省兴化、大丰、盐都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耐庵的材料，有《施氏家簿谱》《施氏长门谱》等，另有《兴化县续志》卷十三补遗《施耐庵传》一篇，卷十四补遗明初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一篇。据《施氏家簿谱》等有关资料记载，施氏一族系孔子门生七十二贤之一施之常后裔。施耐庵之父操舟为业，其母卞氏（卞氏后裔亦迁至今江苏省大丰市境内）。施耐庵自幼聪颖好学，才气过人，事亲至孝，为人仗义，13岁入浒墅关私塾（苏州古城西北9公里，新中国成立后改为吴县中学）就读，19岁中秀才，娶季氏为妻，29岁中举人，35岁与刘伯温同榜进士，授任钱塘县事，因不堪忍受达鲁花赤（元代官名，职同总监）骄横专断，一年后愤而辞官归故，以授徒、著书自遣。世居白驹场的张士诚起兵抗元时，邀同乡才子施耐庵参加了军事活动。张士诚建国号“周”、自封“诚王”后，贪享逸乐，不纳忠言，令施耐庵、鲁渊、刘亮、陈基等有识之士大为失望，相继离去。施与鲁、刘相别时，曾作《新水令·秋江送别》套曲，抒发慷慨悲痛之情。不久，张士诚战败被俘，自缢身亡。这时的施耐庵已经浪迹天涯，漫游山东、河南等地，曾与山东郓城县教谕刘善本友善，后寓居江阴，又还旧白驹场，息影不出，感时政衰败，作《水浒传》寄托心意，其间参与了弟子罗贯中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三遂平妖传》《隋唐志传》等作品的研究和构思。他精于诗曲，但流传极少，除套曲《秋江送别》外，还有赠刘亮等诗传世。元代灭亡后，施耐庵为避明廷征召，潜居今江苏淮安，不幸染病而殁，就地安葬，享年75岁。施耐庵逝后数十年，其孙施文昱（述元）家道炽盛，迁其祖施耐庵遗骨于今江苏省兴化市新垛镇施家桥村，并请王道生作《施耐庵墓志》。改革开放后新建的施耐庵纪念馆，坐落于今大丰市白驹镇西郊花家垛。

《水浒传》另一作者罗贯中，约少施耐庵34岁。元代中期，由于灭宋战争的创伤逐渐平复，社会的经济、文化重心开始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这时的杭州不仅成为人口云集、商业发达的繁华城市，也成为戏剧演出和说唱艺术发展的中心。因此，不少北方的知识分子、“书会材人”，如关汉卿、郑光祖等先后迁至今杭州一带发展。身为小说家兼杂剧作家的罗贯中，也受到这一社会潮流的影响，成为这类南迁作家中的一员。罗贯中号“湖海散人”，这个称号就寄寓着漫游江湖、浪迹天涯的意味。大约在公元1355年之前，罗氏抵达杭州。这时的元朝气数将尽，杭州一带成为朱元璋着力构建的后方根据地之一，人口众多，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罗贯中在此与志同道合者为友，共同磋商文学艺术。约在公元1360～1364年间，“有志图王”的罗贯中追随老师施耐庵，投奔起事称霸的张士诚麾下，以求政治理想的实现。但张士诚并不重视知识分子，也听不进他们的意见。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九月，施耐庵、刘亮、鲁渊等人纷纷离去，不久，罗贯中也离开了张士诚，再次北上，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罗贯中又回到了杭州。《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写作，当在该年以后。这时，他大约36岁，对历史、对人生都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完全具备了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条件。在罗贯中写作《三国志通俗演义》期间，施耐庵潜居淮安，并在洪武四年（1371）逝世。为了完成恩师的遗愿，罗贯中在写毕《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决定“编次”施氏的《水浒传》，大约于洪武四年至十年之间成书。之后，罗贯中继续创作历史演义系列作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罗贯中里籍争议的尘埃落定，东平县在白佛山前、大清河北岸的罗贯中故里罗庄村建起了规模宏大的纪念馆。

从施、罗的简历可以推断，罗贯中最有可能在游学江浙一带时，慕名投奔施耐庵门下，拜其为师，共同的理想抱负和文学旨趣使师徒二人相交甚密，走过了相似的人生道路，有着共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文学观。施耐庵有机会在山东郓城县逗留期间，通过挚友刘善本的帮助，搜集大量原始水浒故事，考察水浒故事发祥地郓城、东平一带的风土民情。这为他创作《水浒传》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施耐庵在逝世前肯定将初稿《水浒传》托付于高徒罗贯中，嘱其最终写定。因为他相信罗贯中不仅有这个写作能力，而且熟悉家乡历史文化，定能将自己的遗愿变为现实。这一推论虽然没有原始材料记载，但却合乎情理，而且得到了后来史志记载的证实。否则，就不会有《百川书志》所云“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一说。由此可知，二人合作《水浒传》无可置疑，而且罗贯中是该书的最后写定者。今天读者看到的百回本《水浒传》，即由罗贯中定稿的文本。至于其他版本，不过是这一版本的延长或简缩。

罗贯中写定《水浒传》，主要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独出心裁 增补文本

为了寄托自己的理想情怀，作为《水浒传》的写定者罗贯中，对施耐庵原本作了必要的增补和修订，使之升华，大放异彩，最终跻身中国小说史上的四大名著之一。尤其是罗贯中对前十三回的增补，堪称灵光闪耀、神来之笔，对奠基该书的文学意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代著名学者侯会先生通过对百回本《水浒传》人物出场诗的考察，得出一个很有启发性的看法：“前十三回（严格地讲是十二回半）的内容，是由另外的作者补写的；十二回以后的部分，才是《水浒》的原始面貌。试将前十三回删掉，我们会发现，摆在人们面前的仍是一部完整的《水浒传》。”[1]古典文学研究大家聂绀弩先生也曾提出了类似观点：“最早的《水浒》本子，当只有宋江、晁盖等人的故事，很可能就是从时文彬升厅开始的。以前的那些人物：林冲、鲁智深、史进，甚至杨志在内，都和晁盖、宋江他们没有关系。……所以以前的差不多十三回，都可能是后加的。”[2]两位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不无道理。施耐庵所著《水浒传》原稿虽然不可再见，但将《大宋宣和遗事》与百回本《水浒传》稍作比较，可以发现侯、聂二先生的说法并非无根无据，凭空臆猜。施耐庵初创《水浒传》的史料来源主要是《大宋宣和遗事》，同时吸纳了大量戏剧、话本等民间文学中的水浒故事元素。作为施氏主要参考史料的《大宋宣和遗事》一书，在“元集”开头即写杨志卖刀，接下来便是智取生辰纲，晁盖、宋江等人早已出场。据此推测，施耐庵草本《水浒传》也可能是这种文本构成。百回本《水浒传》却在此前加上了王进、史进、鲁智深、林冲等人的故事，从而使文本显得十分独特。这样一种“百川归海”式的结构，为“梁山泊聚义”找到了最佳表现形式。既然罗贯中是《水浒传》的最后写定者，那么这一增补出自罗氏之手当是无疑。

是怎样的构思促使罗贯中增写前十三回？要破解这个谜底，必须从《水浒传》所表达的主题思想入手，予以分析。

《水浒传》前七十回主要叙写众好汉上梁山的过程，但在此之前，却先写了一位为躲避高俅迫害而私走延安府的禁军教头王进。对此，胡适作出了如下解释：“该作者却看中了王庆被高俅陷害的一小段，所以把这一段提出来，把王庆改作了王进，柳世雄改作了柳世权，把称王割据的王庆改作了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孝子，把一段无意识的故事改作了一段最悲哀动人又最深刻的《水浒》开篇。”[3]姑且不论王进的故事是否确如胡适所说，由王庆改编而来。但胡适从文本的构成入手，意识到了这种开篇“最悲哀动人又最深刻”，却是有道理的。至于其深刻表现在何处，值得读者深思：王进与后来同样遭到高俅迫害的林冲不同，他没有投奔梁山，而是“私走延安府”。因此，王进的故事不在于揭示“官逼民反”、“乱自上作”的旨意，因为他既没“反”，也没“乱”。王进之所以要去延安府，小说第二回交代得很明白，除了熟人关系这个原因外，最重要的“那里是镇守边庭，用人之际，足可安身立命”。这与后来梁山好汉“受招安”、“破大辽”和“平方腊”用意一致。可见小说的写定者在小说的开篇就为全书的意义定下了一个基调，这一基调不是“赞美农民革命”，也不是鼓吹“官逼民反”、“乱自上作”，而是避开当道的奸相佞臣，寻找自己的用武之地，替天行道，保国安民，为朝廷效力。

　　王进故事结束后，接下来是史进的故事。宋末元初人龚开在《宋江三十六赞》中对“九纹龙史进”的赞语为：“龙数肖九，汝有九文。盍从东皇，驾五色云？”[4]胡适认为其中含有“希望草泽英雄出来重扶宋室的意思”[5]。《大宋宣和遗事》中也有九纹龙史进之名。值得注意的是，《水浒传》中的史进开始时专与盗贼为敌。他斥责少华山盗贼首领之一的跳涧虎陈达说：“汝等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犯着弥天大罪，都是该死的人。”陈达回答：“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史进却说：“什么闲话！”竟将陈达活捉了，准备“解官请赏”。其同伙神机军师朱武和白花蛇杨春为解救陈达，双双来到史进庄前，表示愿与陈达一起“就英雄手内请死”。史进寻思道：“他们直恁义气！我若拿他去解官请赏时，反教天下好汉们耻笑我不英雄。”又对他们说道：“你们既然如此义气深重，我若送了你们，不是好汉。”不仅未将三人解送官府，反而与三人结为朋友。当官府闻讯前来捉拿陈达等人时，史进表明了“若是死时，与你们同死，活时同活”的决心。四人杀死仇人和前来拘捕的两个都头后，来到少华山寨，朱武等诚恳挽留史进，史进却说：“我今去寻师父，也要那里讨个出身，求半世快乐。”史进与师父王进的想法一样，也要在边庭上“讨个出身”。金圣叹对此评道：“可见英雄初念，亦止要讨个出身，求半世快乐耳。必欲驱之尽入水泊，是谁之过欤？此句是一百八人初心。”由此可见，史进与王进一样，也不愿落草为寇，也想去边庭立功，同时在王进故事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对“义气”的推重。

　　高俅逼走王进后，又将林冲逼上了梁山，其用意或如金圣叹所说，是为了表明“乱自上作”。但有趣的是，在高俅设计迫害林冲之前，小说讲述的却是鲁智深的故事，从而使小说的文本结构与“乱自上作”之间再次产生疏离效应。按照小说的情节进展，即便没有鲁智深出场，亦能引出林冲的故事。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在鲁智深的故事中，小说写定者又寄予了怎样的用意呢？在宋元梁山好汉的有关资料中，鲁智深是一个比较活跃的人物。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记载的宋代话本小说名目中就有《花和尚》[6]，龚开在《宋江三十六赞》中对“花和尚鲁智深”的赞语是：“有飞飞儿，出家尤好。与尔同袍，佛也被恼”。《大宋宣和遗事》三十六位将领中也有“花和尚”鲁智深，当其他三十三人都已聚齐时，鲁智深和张横、呼延灼尚未加入进来。然后说“那时有僧人鲁智深反叛，亦来投奔宋江”。现存22种元杂剧剧目中虽然没有以鲁智深为主角的戏，但在康进之的《李逵负荆》中，却有鲁智深被歹徒冒名顶替、并与宋江一起下山对质的情节。元明间杂剧无名氏所撰《鲁智深喜赏黄花峪》（现存）、《鲁智深大闹消灾寺》（已佚）都以鲁智深为主角，前剧保存在《孤本元明杂剧》中，写鲁智深投宿黄花峪云岩寺，正值梁山好汉追拿的歹人蔡衙内躲避在此，鲁智深将其擒获，带往梁山处死。另一剧《梁山五虎大劫牢》中鲁智深是次要角色，第三折他的上场诗曰：“敢战官军胆气粗，经文佛法半星无。袈裟影里真男子，削发丛中大丈夫”[7]。在以上故事中，鲁智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特点还不是那么明显，然而在《水浒传》中，鲁智深最突出的性格特征便是急人所难，无拘无束。为救助素不相识的金氏父女，他三拳打死了镇关西，又大闹了五台山。为救助林冲而不惜得罪高俅，最后无处安身，只好去二龙山落草。因此鲁智深的落草便与林冲有所不同，颇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意味，是江湖义气促使他最终走上了梁山。也就是说，通过鲁智深的故事，小说赞美的是他那种“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的英雄豪气。一部大书，以王进、史进和鲁智深三人的故事开篇，强调的是到边庭立功即“忠于朝廷”和对义气的推重。显然，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中的“忠义”，成为百回本《水浒传》前数回要表现的主要内容。所以《水浒传》原名为《忠义水浒传》，就不难理解了。

　　在现存梁山好汉的各种资料中，尚未发现林冲独自一人被逼上梁山的故事。龚开《宋江三十六赞》中没有林冲的名字，《大宋宣和遗事》中林冲仅是十二指使之一，与杨志等结义为兄弟，后一起去太行山落草为寇。在宋江得到的九天玄女娘娘的天书中，有了林冲的姓名及绰号。现存二十余种元杂剧的剧本或剧目中，均未发现关于林冲的剧目。只是在元明间无名氏《梁山七虎闹铜台》中林冲作为配角出现，并有一首上场诗：“从在东京为教首，今来山内度时光。银甲金盔光闪烁，青骢战马紫丝缰。”[8]林冲的身份是“东京教首”，与小说中林冲的身份极为相似。但他在该剧中的作用却微乎其微，其地位并不重要。然而在小说《水浒传》中，林冲却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小说写定者将其故事置于全书前面，当然有其深刻用意。学界的普遍观点认为，林冲是被高俅逼上梁山的，因此体现了“官逼民反”、“乱自上作”的用意和题旨。但认真分析，林冲初上梁山并未受到应有的欢迎，反而受到气量狭小的山寨头领王伦的刁难。小说写定者安排给他一个重要任务，即火并王伦。在除掉王伦之后，吴用要扶林冲为山寨之主。林冲大叫道：“差矣，先生！我今日只为众豪杰义气为重上头，火并了这不仁之贼，实无心要谋此位。今日吴兄却让此第一位与林冲坐，岂不惹天下英雄耻笑！……今有晁兄，仗义疏财，智勇足备，方今天下，人闻其名，无有不伏。我今日以义气为重，立他为山寨之主，好么？”十一位头领排好座次后，晁盖命大伙“竭力同心，共聚大义”。“自此梁山泊十一位头领聚义，真乃是交情浑似股肱，义气如同骨肉。”至此，小说写定者编撰林冲故事的用意不言自明：一是感叹英雄处处被人欺侮、乃至于无立足之地的不幸与悲哀，揭露嫉贤忌能的社会现实；二是通过林冲火并王伦，体现梁山英雄的义气。正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使英雄们汇聚梁山泊；又是一个“义”字，将好汉们团结在了一起。

综上所述，可见罗贯中对《水浒传》的增补是多么的重要。这一奇峰突起的增补，将原创《水浒传》的主题“官逼民反”、“乱自上作”，深化为“英雄追寻用武之地”，既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小说作者的仕途失意心境，又集中反映了英雄要有用武之地的共同心愿。这一大手笔不仅奠定了这部巨著的主调，而且点燃了该书的文学光辉。百回本《水浒传》之所以一版再版、流传百世，其生命力就在于此。

（二）别具匠心 重新架构

罗贯中写定的《水浒传》，不仅增补了前十三回，深化了主题，而且调整、理顺、完善了整体结构，使之谋篇布局更加合理，文本构成更具文学意义。至于罗贯中对老师施耐庵原本《水浒传》的表现形式作了多大程度的修订，已经无从考证，只能通过与原始素材的比较，管窥百回本《水浒传》创作者施耐庵与写定者罗贯中的奇思妙想和非凡手笔。尤其是定稿者罗贯中，对于确立《水浒传》的古典文学名著的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一，《水浒传》作者提炼了原始水浒故事的意义。如前所述，《水浒传》成书之前，许多水浒故事已经通过戏剧、话本、笔记、史乘等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但作为小说家创作《水浒传》，绝不会停留在原始故事水平上，必定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再创作、再升华，以其崭新的面貌出现。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对“智取生辰纲”这个经典故事的改编。这件史事在《大宋宣和遗事》一书中也是比较重要的内容，将两者作一比较，就可以窥见小说作者的高明。《大宋宣和遗事》中，“北京留守梁师宝，将十万贯金珠、珍宝、奇巧段物，差县尉马安国一行人，担奔至京师，赶六月初一日为蔡太师上寿”。百回本《水浒传》第十四回则通过刘唐之口，首先交代了“北京大名府梁中书，收买十万贯金珠宝贝玩器等物，送上东京与他丈人蔡太师庆生辰”，这就把祝寿与朝廷奸佞的勾结联系了起来，并将“梁师宝”改为“梁中书”、祝寿日由“六月初一”改为“六月十五日”、人物关系由上下级改为翁婿。《大宋宣和遗事》对晁盖等八人的来历未作任何交代，他们智取生辰纲就是为了劫财。被官府发现后，他们认为“劫了蔡太师生日礼物，不是寻常小可公事，不免邀约杨志等十二人，共有二十个，结为兄弟，前往太行山梁山泊去落草为寇”，使用的是中性话语。小说则不然，将“智取生辰纲”改作一曲江湖义气的赞歌。小说第十四回先写晁盖“祖是本县本乡富户，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赍助他起身”，可见晁盖是一位声名远扬的义士，并非重财之人。再写晁盖救下刘唐，其中引出了都头朱仝和雷横，皆以“仗义”闻名。刘唐认为生辰纲乃“一套不义之财，取之何碍。便可商议个道理，去半路上取了。天理知之，也不为罪”，突出了劫取生辰纲乃正义之举。因此金圣叹连连赞曰：“可见是义旗。” 第十五回“吴学究说三阮撞筹，公孙胜应七星聚义”，最能体现智取生辰纲的义气。阮氏弟兄先是说梁山“几个贼男女聚集了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抢掳来往客人”，因此“绝了我们的衣饭”；继而又羡慕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我们弟兄三个，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学得他们！”当吴用说明来意后，他们又说：“这腔热血，只要卖于识货的！”然后公孙胜前来应“七星聚义”，共同参与了“智取生辰纲”行动。可见改造后的故事是义士们出于对生活现状的不满和对当政者榨取民脂民膏的义愤。他们显然不是被逼上梁山，而是打抱不平，见义勇为，主动出击。类似这样的故事改编，遍及《水浒传》全书，从而推高了创作境界，提升了文学价值。

其二，《水浒传》作者重塑了水浒人物的鲜明形象。《水浒传》以人物性格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著称，这得力于小说家们深厚的文学功底，重塑了原有的水浒人物群象。例如梁山泊义士第一位头领晁盖，虽不见于史乘、笔记，但在龚开《宋江三十六赞》和《大宋宣和遗事》中，却是地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宋江三十六赞》中，宋江位列三十六人之首，晁盖位列倒数第三，绰号“铁天王”。《大宋宣和遗事》中，宋江得到了九天玄女的天书，三十六人中没有宋江，吴加亮在首位，晁盖位列最后。宋江到梁山时，晁盖已死，众人共推宋江做了首领。吴加亮向宋江道：“是哥哥晁盖临终时分道于我：‘从政和年间朝东岳烧香，得一梦，见寨上会中合得三十六数。若果应数，须是助行忠义，卫护国家。’”由此可见，百回本小说《水浒传》成书之前，有关晁盖的故事已经广为流传。百回本《水浒传》的作者虽采用了已有的故事，但却做了两点非常明显的改动：一为《大宋宣和遗事》中晁盖为梁山确定的方针是“助行忠义，卫护国家”，是忠义并行。但小说作者却再三突出他的“义”，却不提他的“忠”。小说在晁盖出场时便为其定下了基调，即“仗义疏财”和“最爱刺枪使棒”。而宋江除了“仗义疏财”、“爱习枪棒”外，又多了“忠孝”本色。最为明显的是晁盖主持的梁山议事处是“聚义厅”，而宋江坐了第一把交椅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聚义厅”改成了“忠义堂”。 因此，李贽在第六十回后评中说“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是梁山泊第一关节，不可草草看过”。二为小说尽量写出晁盖的许多弱点与不足，以烘托宋江的智慧与肚量。在《大宋宣和遗事》中，是晁盖主动邀了杨志等人去梁山落草为寇，但小说中却写晁盖在生辰纲事发后，茫然不知所措，一切皆听命于吴用。第四十七回，杨雄、石秀火烧祝家店后来投奔梁山，晁盖听说事因时迁偷鸡而起，不禁勃然大怒，喝命将两人斩首，理由系“这厮两个把梁山泊好汉的名目去偷鸡吃，因此连累我等受辱”。宋江则赶忙出面相劝。通过一系列描写，使“晁盖虽未死于史文恭之箭，而已死于厅上厅下众人之心非一日也”[9]。可见小说作者所做的这两点改动，其用意是以晁盖单一粗豪的“义”，烘托宋江更为全面细心的“忠、孝、义”。

将百回本《水浒传》中的宋江与各种正史、野史、笔记、话本、戏曲等资料中的宋江作一比较，可发现一些有趣的变化。从这些变化中，最能看出小说作者的创作意图。关于宋江落草为寇的起因，《大宋宣和遗事》讲述得比较简略：劫取生辰纲一事东窗事发后，晁盖等人即将被官府捉拿，宋江得到这一消息后，星夜报知晁盖，使之提前逃脱。为答谢宋江相救恩义，晁盖让刘唐把一对金钗酬谢宋江。宋江将金钗“与那娼妓阎婆惜收了；争奈机事不密，被阎婆惜得知来历”。后来宋江见“故人阎婆惜又与吴伟打暖，更不采着。宋江一见了吴伟两个，正在偎倚，便一条忿气，怒发冲冠，将起一柄刀，把阎婆惜、吴伟两个杀了”，并在墙上写了四句诗，明白说道：“要捉凶身者，梁山泺上寻。”官府前去捉拿宋江，宋江在九天玄女庙中躲过，得到天书，上有三十六将的姓名。于是，宋江带领朱仝等九人直奔梁山，这时晁盖已死，众人推让宋江做了首领。元杂剧《黑旋风双献功》中的宋江说：“因带酒杀了阎婆惜，被告到官，脊杖六十，迭配江州牢城。因打此梁山经过，有我八拜交的哥哥晁盖知某有难，领喽啰下山，将解人打死，救某上山，就让我坐第二把交椅。”可见在小说成书之前，宋江上梁山的过程非常简单。但在《水浒传》中，宋江上梁山的道路却比任何人都更加艰难：一是当他听到晁盖劫取了生辰纲时，便认为是“犯了弥天之罪”，认为上梁山“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对晁盖等人“落草为寇”，他既吃惊又惧怕。二是他只杀死了阎婆惜，而没有追杀奸夫张三，显然不是出于情杀，主因是阎婆惜口口声声要挟到公堂相见，害怕犯下背叛朝廷的罪名。三是宋江宁愿担惊受怕，也拒绝落草为寇，“大闹清风寨”后，宋江已无路可走，这才与众好汉一起投奔梁山，但接到父亲病故的消息后，即一管不顾地撇下众弟兄回家奔丧，结果被官府捕获，刺配江州牢城，路经梁山泊，晁盖等人劝他留下，他却说：“哥哥，你这话休题！这等不是抬举宋江，明明的是苦我……小可不争随顺了哥哥，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最后，“浔阳楼题反诗”，被判了死刑，梁山好汉劫法场将他救出，这才被逼上了梁山。《水浒传》所作的这番改动，显然是要突出宋江的忠孝。综览《水浒传》全书，可以说作者重塑了所有的人物，尤以其中的36位“天罡星”最为丰满，堪称人人个性鲜明，惟妙惟肖。

其三，《水浒传》作者对人物命运的安排独具匠心。从《水浒传》众多人物的性格走向及其命运归宿，可以窥见小说作者的价值取舍，其中寓意，发人深思。以水浒小说对宋江命运结局的安排为例，就能看出作者的深邃蕴含。南宋王偁的《东都事略》系较早记述有关宋江事迹的一部野史，元代脱脱等人撰修《宋史》时基本采用了这些记述。《东都事略》卷十一《徽宗本纪》称“（宣和三年）夏四月庚寅，童贯以其将辛兴宗与方腊战于青溪，擒之。五月丙申，宋江就擒。”卷一百零三《侯蒙传》云：“宋江寇江东，蒙上书陈制贼计曰：‘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自赎，或足以平东南之乱。’”卷一百零八《张叔夜传》云：“叔夜募死士千人，距十数里，大张旗帜，诱之使战。密伏壮士匿海旁，约候兵合，即焚其舟。舟既焚，贼大恐，无复斗志，伏兵乘之，江乃降。”[10]以上三条或云宋江就擒，或云宋江投降。但所谓招降讨方腊，只不过是侯蒙的建议，是否实现，不得而知。据方勺《泊宅编》卷五记载，平定方腊之乱的是“童贯、常德军节度使二中贵，率禁旅及京畿、关右、河东蕃汉兵”[11]。南宋范圭《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墓志铭》云：“宣和初年，王师伐夏，公有斩获绩……方腊之叛，用第四将从军……公遂兼率三将兵。奋然先登，士皆用命。腊贼就擒，迁武节大夫。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迁武功大夫。”[12]根据这一记载，宋江是在方腊被平之后，才被朝廷捕获，根本不可能参与平方腊之役。但在有些书中，又确切地记载了宋江曾参与平方腊之役。如李埴《十朝纲要》卷十八称：“宣和元年十二月，诏招抚山东盗宋江……（宣和三年二月），知州张叔夜招抚之，江出降……（宣和三年六月），辛丑，辛兴宗与宋江破贼（指方腊）上苑洞。”[13]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五十二引《中兴姓氏奸邪录》称：“宣和二年，以（童）贯为江浙宣抚使，领刘延庆、刘光世、辛企宗、宋江等军二十余万往讨之。”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一云：“三年（宣和）四月，戊子。初，童贯与王禀、刘镇两路预约会于睦、歙间，分兵四围，包帮源洞于中，同日进师……王涣统领马公直并裨将赵许、宋江既次洞后。”[14]《大宋宣和遗事》称：“朝廷无其奈何，只得出榜招谕宋江等。有那元帅姓张名叔夜的，是世代将门之子，前来招诱宋江和那三十六人归顺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诰敕，分注诸路巡检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后遣宋江平方腊有功，封节度使。”除了野史、正史的记载之外，民间也流传着关于宋江及三十六人的故事。龚开曾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于是即三十六人，人为一赞，而箴体在焉。盖其本拨矣，将使一归于正，义勇不相戾，此诗人忠厚之心也。余尝以江之所为，虽不得自齿，然其识性超卓，有过人者。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辙，虽托之记载可也。古称柳盗跖为盗贼之圣，以其守一至于极处，能出类而拔萃。若江者，其殆庶几乎。”龚开肯定了宋江的“义勇”、“立号而不僭侈”、“守一至于极处”，在“呼保义宋江”的赞语中又说：“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忌讳。”在其他人物的赞语中，也多次提及“义勇”，如关胜：“大刀关胜，岂云长孙？云长义勇，汝其后昆”。再如杨雄：“关索之雄，超之亦贤。能持义勇，自命何全？”（《宋江三十六赞》）当时人们对宋江及三十六人的主要评价是其“义气”，这也正是小说中梁山好汉的突出特征。

不同的记载同时存在，关键在于百回本《水浒传》的作者如何选择。显然施、罗没有选择宋江被擒或投降等记载，而是选择了宋江受招安、平方腊，并在此基础上作了重要改动：宋江不是被动接受招安，也不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接受招安，而是在节节胜利、大败官军的情况下主动争取朝廷招安；宋江接受招安后，成为朝廷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是征辽、平腊的主力军；宋江屡立战功，结果反被朝廷奸佞毒害而死。这些改动尤其是最终的悲剧结局，寄托着小说作者的深刻用意：被朝廷视为盗贼的梁山好汉，在宋江的带领下打出了“替天行道，护国安民”的旗号，一心要归顺朝廷，为国效力。在征辽、平腊的大小战役中，他们实现了“护国安民”的心愿，结果不但没有得到当权者的信任，反而惨遭奸佞毒害。这种文本构成不仅表现了忠奸之争，而且从本质上揭示了封建制度的残酷。这种揭示体现了《水浒传》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清醒认识，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推及之，《水浒传》对其他人物的命运安排，无不寄托着作者的思想倾向及其价值评判，以群体人物的不同命运，谐奏了一曲专制条件下英雄无用武之地的交响悲歌。

其四，《水浒传》作者精当剪辑了原有的素材。最明显的，系施耐庵、罗贯中所著百回本《水浒传》没有征讨田虎、王庆的故事。明代文学家汪道昆托名天都外臣撰《水浒传序》，其中说：“故老传闻：洪武初，越人罗氏，诙诡多智，为此书，共一百回，各以妖异之语引于其首，以为之艳。嘉靖时，郭武定（郭勋）重刻其书，削去致语，独存本传。余犹及见《灯花婆婆》数种，极其蒜酪。余皆散佚，既已可恨。自此版者渐多，复为村学究所损益。盖损其科诨形容之妙，而益以淮西、河北二事。赭豹之文，而画蛇之足，岂非此书之再厄乎！”[15]按天都外臣的说法，田虎、王庆事乃“村学究”所加。但明代袁无涯在《忠义水浒全书发凡》中却说：“古本有罗氏致语，相传《灯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复见；乃后人有因四大寇之拘而酌损之者，有嫌一百廿回之繁而淘汰之者，皆失。郭武定本，即旧本，移置阎婆事，甚善；其于寇中去王、田而加辽国，犹是小家照应之法。不知大手笔者，正不尔尔，如本内王进开章而不复收缴，此所以异于诸小说，而为小说之圣也欤！”[16]按袁无涯的说法，田虎、王庆事则原来就有，征辽事反而是后来所增加。要之，百回本《水浒传》去田虎、王庆而存征辽、平方腊，其用意值得研究。

胡适研究《水浒传》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思路，即把梁山故事的变化与时代特点相结合。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指出：元朝的梁山泊强盗渐渐变成了“仁义”的英雄。元初龚圣与自序作赞的意思，有“将使一归于正，义勇不相戾，此诗人忠厚之心也”之语，那不过是希望的话。他称赞宋江等，只能说他们“名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故辙”。这是说他们老老实实的做“强盗”，不敢称王称帝。龚圣与又说宋江等“与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迹而不讳”。到了后来，梁山泊渐渐变成了“替天行道救生民”的忠义堂了！这一变化非同小可。把“替天行道救生民”的招牌送给梁山泊，这是《水浒》故事一大变化，既可表示元朝民间的心理，又暗中规定了后来《水浒传》的性质。[17]他又说：“宋元人借这故事发挥他们的宿怨，故把一座强盗山寨变成替天行道的机关。明初人借他发挥宿怨，故写宋江等平四寇立大功之后反被政府陷害谋死。明朝中叶的人——所谓施耐庵——借他发挥他的一肚皮宿怨，故削去招安以后的事，做成一部纯粹反抗政府的书。”[18]按照胡适先生的思路，宋江最终的悲剧结局乃明人为讽刺明统治者杀害功臣而写。尽管这一结论可能不够准确，但却指出了《水浒传》包括田虎、王庆在内四寇的用意。再来看前人的论述，明代李贽《忠义水浒传序》曰：“《水浒传》者，发愤之作也。……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19]。李贽将小说的文本构成与所指意义密切相联，明确地指出了百回本《水浒传》为何要写征辽、平方腊。按照李贽的说法，破大辽、平方腊是生活在元代的施、罗二人由于“实愤宋事”才编写出来。这一观点似乎很有说服力，但认真想来，既然已生活于元代，为何又“实愤宋事”呢？实际上百回本《水浒传》的作者去田虎、王庆而存破辽、平方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强调梁山好汉以“护国安民”为宗旨，并且将之付诸实际行动。

《水浒传》的文本构成直接决定着其文学意义。应当说金圣叹早就发现了这一点，他之所以腰斩《水浒传》，正是基于此。他在第七十回的批语中说：“后世乃复削去此节，盛夸招安，务令罪归朝廷而功归强盗，甚且至于裒然以忠义二字冠其端，抑何其好犯上作乱至于如是之甚也！”按照金圣叹之言，让梁山好汉接受招安、破辽、平腊，就是“罪归朝廷而功归强盗”，就是宣扬强盗也有忠义，这是决不能允许的，因此他要将七十回之后的内容全部删掉。也就是说，要想改变百回本《水浒传》的题旨，必须改动其文本，这不恰好说明了百回本《水浒传》的文本构成与其文学意义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吗？当代学者王平撰文指出：“这种关联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第一，对已有故事即各位好汉上梁山的行迹，小说者竭力强化其义气的内涵，或纳入英雄豪杰屡遭嫉妒迫害的框架之内；第二，对全书的文本构成，写定者鲜明地以‘忠奸之争’作为贯穿始终的线索。尽管这两个方面磨合得还不那么理想，以至于造成了对其意义诠释的分歧和争议，但只要经过认真的分析和比较，其文本的构成与意义之间的联系还是不难把握的。”[20]这个认识，可谓恰如其分，中肯精准。由此可见水浒作者们的艺术功底是多么的深厚，尤其是水浒文本的最后写定者罗贯中，可谓才华横溢，高人一筹。与《水浒传》全新文本相匹配的，是妙趣横生的白话语言特色。白话文虽然早在唐代变文和话本中就开始运用，但文白相杂、粗糙简朴；元话本中一些较好的作品在运用白话上有明显进步，但成就和影响都有限。《水浒传》堪称是中国白话文学的一座里程碑。此前的文言小说固然也能写得精美雅致，但终究是脱离口语的书面语言，要做到“绘声绘色、维妙维肖”八字，总是困难的。《水浒传》的原创者和写定者都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善于驾驭流利纯熟的白话刻画人物性格，描述各种场景，显得极其生动活泼。特别是写人物对话时，更是闻其声如见其人，其效果是文言所不可能达到的。有了《水浒传》，白话文体在小说创作方面的优势得到了完全的确立，这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极为深远。

[1] 侯会著：《水浒源流新证》，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79～280页。

[2] 聂绀弩撰：《论水浒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逐渐提高的》，载作者《中国古典小说论集》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3] 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1979年版，第125页。

[4] 参见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汇编》，齐鲁书社1990版，第268页。

[5] 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1979年版，第15页。

[6] 朱一玄著：《明清小说资料汇编》，齐鲁书社1990版，第268页。

[7] 《孤本元明杂剧(三)》，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

[8] 《孤本元明杂剧(三)》，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

[9] 侯会：《疑水浒传前半部撰于明宣德初年》，载《文学遗产》2005年第5期，

[10] 朱一玄著：《明清小说资料汇编》，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261页。

[11] 朱一玄著：《明清小说资料汇编》，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262页。

[12] 朱一玄著：《明清小说资料汇编》，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274页。

[13] 何 心著：《水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14] 何 心著：《水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15] 朱一玄著：《明清小说资料汇编》，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313页。

[16] 朱一玄著：《明清小说资料汇编》，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326~628页。

[17] 胡适著：《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1979年版，第24～25页。

[18] 胡适著：《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1979年版，第58～59页。

[19] 朱一玄著：《明清小说资料汇编》，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317页。

[20]王平撰：《百回本＜水浒传＞的文本构成与意义诠释》，载《求是学刊》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