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作为罗贯中的代表作，是依据陈寿的《三国志》等史料，吸收曲艺戏剧的有益成分，重新创作的全景式历史演义小说。该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均达到了空前的水准，在中国历史小说创作方面起到了开创性的奠基作用。

《三国演义》取材于东汉末年和魏、蜀、吴三国的历史，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开始，一直叙述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吴亡为止，时间跨越96年，接近一个世纪。晋朝史家陈寿仿效左丘明所著《国语》的国别体，将这段历史编成《三国志》，刊行于世。南朝宋人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增补了不少材料。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也是一部写三国的史著。此后，有关三国的故事一直流传不断。从唐代诗人李商隐的骄尔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知当时已用三国人物作为戏谑的材料。宋、元时代，三国人物已由民间艺人带上讲台或舞台。据《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说三分”（即说三国故事）已是“说话”中的独立科目之一，并出现了专说“三分”的著名艺人。现在能看到的三国故事的最早写定本，是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新安虞氏刊刻的《全相三国志评话》三卷，可能就是说话人的底本，正文从桃园三结义开始，到诸葛亮病逝为止，长达八万字，虽然叙写简率，但三国故事的始末已粗具梗概。金院本、元杂剧也常常搬演三国故事，今存剧目就有四十多种，剧本十几种。明初问世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就是在上述史籍和平话、戏曲的基础上重新创作而成书的。高儒在《百川书志》中说，写作者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现存《三国演义》最早的本子，是明弘治甲寅（1494）序、嘉靖壬午（1522）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全书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在这以后，《三国演义》刊本越来越多，到明末多达二十多种，内容大同小异。清初，毛纶（字声山）、毛宗岗（字序始）父子，假托“古本”，对《三国演义》重新修订，并逐回评论。毛氏修订本为迎合满清统治者的需要，进一步突出了蜀汉正统，强化了褒刘贬操色彩；此外，对文字情节也作了不少改动。这种修饰加工，使全书更加紧凑畅达，成为《三国演义》广为流传的一种版本。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由作家出版社初刊印行《三国演义》，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此本的基础上重加整理，参照明嘉靖壬午刻本，将毛本改错、改坏了的地方予以纠正，成为毛本错误较少、更利于阅读的一个通行本，1955年出版后，印行较久。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度将《三国演义》修订整理后，改出新本出版，一直刊行至今。

《三国演义》之所以盛行不衰，是与该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统一分不开的。

（一）思想光辉 照耀千秋

思想性是决定一部文学作品成功与否的首要因素。《三国演义》就是这样一部极具思想性的文学巨著。该书的主题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普世价值观，满足了大众的审美诉求。《三国演义》艺术地再现了东汉末年至西晋统一近百年间的动荡历史画卷，全景式描写了这一时期政治、军事、外交等诸方面极为复杂的斗争，具有巨大的社会容量和丰富的思想内涵，在中国古代的历史题材小说中是无与伦比的。

《三国演义》一百二十回，约有三分之二的篇幅是以蜀汉方面的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为中心叙写的。全书中最精彩的篇章，如刘备三顾茅庐，关羽封金挂印，当阳长坂之战，赤壁大战，诸葛亮六出祁山、七擒孟获，等等，均以蜀汉人物为中心描述。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为了突出蜀汉精英形象，《三国演义》显然夸张了关羽、张飞、赵云等人的英勇、义气，诸葛亮的机智、谋略，突出了刘备的宽仁爱民等正面性格，同时也夸张了蜀汉敌人的反面性格，以致歪曲了某些人物在历史上的本来面目。《三国演义》极力歌颂蜀汉方面的英雄人物，否定和蜀汉相对立的曹操，对于孙权则肯定其与蜀汉的联合，又否定其与蜀汉的对立。这种倾向，是《三国演义》思想性的集中体现。

然而，仅仅说明这一点是不够的，《三国演义》不遗余力地歌颂蜀汉英雄人物，究竟告诉了读者一些什么呢？《三国演义》的作者又根据什么来歌颂蜀汉方面的英雄人物呢？必须阐明这些问题，才能解读《三国演义》所隐含的深邃思想，以及这些思想的昭示意义。

其一，《三国演义》着力大写了蜀汉英雄人与人之间的“忠义”二字。该书第一回就开宗明义地写“宴桃园豪杰三结义”，首先奠基了刘备、关羽、张飞之间的相互忠诚关系，同时确定了三人之间的“异姓兄弟”关系，并在以后的章回中，始终强调着这种关系。“忠”和“义”，在封建社会里具有普世价值意义，待人忠诚笃实，行事义字当头，是构建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相互援助的基石。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人民，正是依靠“忠义”这一道德品质，建立互相关怀，互相帮扶关系，达到抱团取暖、共同抵抗统治阶级的迫害、寻求安身立命的目的。特别是封建社会的流民起义，更必须以“忠义”作为团结群众的旗帜，因此起义军的领导集团常以“忠义”为号召，往往达到揭竿而起、一呼百应的效果。罗贯中写定《水浒传》，通过宋江这个忠义形象，将梁山好汉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故原书名为《忠义水浒传》，也是这一主导思想的体现。这种崇尚“忠义”的道德风气，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一直活跃在民间。“忠义”，被人民大众视为主要的道德标准。《三国演义》夸张地写出了刘备、关羽、张飞三人之间的“忠义”关系，以刘备的事业作为三国时代许多矛盾斗争力量中的正面力量，以刘、关、张作为正面的英雄人物，并且在三人的性格和行为上，涂上了浓厚的“忠义”理想色彩，这一切都与对“忠义”的道德鼓吹密切关联。在《三国演义》中塑造最完美的忠义人物形象，非关羽莫属。在关羽身上，“忠”和“义”是结合在一起的。关羽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后，始终追随大哥刘皇叔，“义不负心，忠不顾死”，披肝沥胆，矢志不移，即便被迫依附曹操，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最后为刘备“断首捐躯”。罗贯中对关羽的忠义之举十分赞赏，称许他“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第七十七回）。总之，《三国演义》所表达的“忠义”思想，集中反映了当时广大民众的的价值观，满足了人们的审美诉求。

其二，《三国演义》塑造了人民理想中的明君贤相形象——刘备和诸葛亮。在刘备这个人物的塑造上，《三国演义》着重写了刘备的“宽仁爱民”和“知人善任”。历史上的刘备，虽然是割据一方的封建军阀，但同时也确有其宽仁爱民的一面。《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魏书》说：刘备在当平原相的时候就“外御寇难，内丰材施，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后来刘备在荆州依附刘表，刘表死后其子刘琮降曹，曹兵逼近，刘备从樊城向江陵退兵，率十多万百姓同行，每天只走十几里，别人劝刘备舍掉百姓，刘备却说：“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第四十一回）当阳之战中，跟随刘备的许多老百姓被曹军所杀，刘备为此痛哭道：“十数万生灵，皆因恋我，遭此大难；诸将及老小，皆不知存亡；虽土木之人，宁不悲乎！”（第四十一回）这些，足以证明刘备抱有一颗宽仁爱民之心。为了衬托刘备的宽仁爱民，《三国演义》还重笔浓彩地描绘了曹操的谲诈和无情，不惜笔墨揭露了曹操的恶劣品行。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第四回曹操枉杀善待他的吕伯奢一家，还说出了“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浑话。这种极端自私自利，牺牲别人成就自己的恶行，与刘备的宽厚仁爱性格形成了鲜明对照。在刘备与曹操的比较中，作者完成了对宽仁明主的塑造。

书中对刘备信用贤能描绘得也很出彩。刘备为求贤才不惜屈躬“三顾茅庐”，诚邀卧龙先生出山后，一直对诸葛亮深信不疑，赋予重任，可谓同心同德，肝胆相照。刘备“临终托孤”诸葛亮时诚恳地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又遗诏儿子刘禅“卿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勿怠！勿忘！”（第八十五回）这种君臣之间的高度信任，在封建社会里是不多见的。刘备这种用人不疑、知人善任的德性，顺应了人民大众对开明皇帝的理想诉求，因此被作者罗贯中大加欣赏，极力称颂。

如果说刘备是封建社会人民理想皇帝典范的话，那么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就是人民理想中的“贤相”。诸葛亮是《三国演义》作者精心塑造的的中心人物，从第三十八回隆中决策开始，一直到一百零四回“陨大星汉丞相归天”，始终占据着三国故事的主角地位。《三国演义》写关羽、张飞，赵云等人只在某几回特别加以扩展叙写，但诸葛亮却是一出场就成为全书的聚焦人物。作者着力写诸葛亮的忠诚和智慧。在效忠蜀汉事业方面，突出描写了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精神，如一百零三回司马懿对蜀汉的使者说：“孔明食少事烦，共能久乎？”诸葛亮知道后，主簿杨颙认为“司马懿之言，至真言也”，劝他少做点事，养息身体，孔明泣曰：“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惟恐他人不似我尽心也！”这种忘我的忠诚，正如他杰出的智谋和恢廓的胸襟一样，都是封建社会人民理想中贤相的品质。在表现诸葛亮的智慧方面，《三国演义》不惜笔墨，大写特写了孔明先生联吴抗魏、舌战群儒、草船借箭、赤壁大战、六出祁山、智斗司马、七擒孟获等传奇故事，畅酣淋漓地描写了诸葛亮的非凡胆识和智慧，甚至将春秋战国时期的空城计搬到了孔明的表演舞台上。正因为如此，诸葛亮才成为人民大众心目中享有神圣地位，视之为最高智慧的化身。

其三，《三国演义》的拥蜀贬魏排吴政治倾向，反映了儒家大一统的思想。《三国演义》开篇就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纵观全书，可知罗贯中笔下贯穿的是“分久必合”思想，书中写的虽然是三国鼎立，剖析的却是“合久必分”的历史原因，揭示了统治阶级内部腐朽导至国家败亡、政权易手的历史规律。纵观《三国演义》全书，关于拥蜀描写随处可见，如第五十四回写鲁肃向刘备索取荆州时，诸葛亮对鲁肃说：“子敬好不通理，直须待人开口！自我高皇帝斩蛇起义，开基立业，传至于今；不幸奸雄并起，各据一方；少不得天道好还，复归正统。我主人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玄孙，今皇上之叔，岂不可分茅裂土？况刘景升乃我主之兄也，弟承兄业，有何不顺？汝主乃钱塘小吏之子，素无功德于朝廷；今倚势力，占据六郡八十一州，尚自贪心不足，而欲并吞汉土。刘氏天下，我主姓刘倒无分，汝主姓孙反要争强？……”这段话既表达了作者的正统思想，又体现了渴望天下统一的愿望。这种思想在《三国演义》的其他章回都可以找到，如第二十回“衣带诏”的叙述，不仅表现了《三国演义》作者对刘氏皇室的拥戴，还鞭挞了“篡逆”的曹操。

《三国演义》宣扬的这种对于刘氏皇室的尊崇，不能视为简单的封建正统思想，鄙见以为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一是由于《三国演义》继承了北宋以来民间三国故事肯定刘备的传统，而属于刘备一方的人物，在道德、作风、品质上多有被人民群众所称赞和肯定的东西，因而《三国演义》要想赢得读者，必须肯定刘备，肯定刘备就意味着光复汉室、走向统一；二是在罗贯中酝酿创作《三国演义》的元代末年，刘备已经被社会公认为三国时代的“正统”，这种民族意识表现在对三国时代的看法上，就是“帝蜀”“寇魏”思想，元代人民的思想直接承袭了宋代，那末《三国演义》所表现的尊崇刘氏“正统”思想，其中包含着爱国主义思想成分和向往天下统一的政治诉求。

概言之，《三国演义》主要思想是对“忠义”道德品质和“圣君贤相”理想的歌颂以及对天下统一的心仪向往。可以说，《三国演义》的产生与那个时代保持了一致，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当时人民的思想和愿望。正因为如此，《三国演义》才在人民中间如此广泛而长久地流传，刘、关、张的传奇故事才会家喻户晓，诸葛亮的英名才会妇孺皆知，而赫赫有名的魏武帝曹操才会被当作恶人的典型。这一切，说明《三国演义》所表现的思想是深入人心，为人民所普遍接受的。

（二）艺术魅力 荡气回肠

《三国演义》的成功不仅表现在光耀千秋的思想光芒上，而且表现在荡气回肠的艺术表现上。优秀文学作品是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结晶，其中内容是第一位的，形式是第二位的，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从内容，但形式又不是被动的，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倚重。艺术形式的丰满和完整，能使主题思想更为突出，作品放射出绚烂的光彩。万斯洛夫说：“艺术家在致力于创造形式时，同时琢磨着、洗炼着作品中形象的内容，而最后，也使这内容臻于完善。正因为如此，所以，掌握构成形式的技巧乃是创造深刻的、真实的艺术内容的一个重要的条件，而形式的不完善会导致内容的不完善。”（《文学理论译丛》）《三国演义》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正是这样，其主题思想惊人的诱惑力是与优美动人的艺术形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如此完美的艺术形式，《三国演义》就不能在千百年的历史年代里，播散如此巨大的文化影响。

其一，《三国演义》的叙事抓住了事物的精神和全部意义。《三国演义》是一部以历史事实为题材的小说，它所描写的人物、事件又与历史上的人物、事件有出入、存差异。作为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截然不同：在自然主义看来，艺术的真实性完全表现在生活琐事的杂然并陈，死板地、镜子般准确地反映现实，强调纯客观性，即描写的事实性和摄影性，认为只要把表面的东西记录下来就行了，结果是将偶然的、次要的东西提到了主要地位，掩埋了事物的内部联系和发展规律，扼杀了艺术的生机。巴尔扎克说：“艺术的任务不在于摹写自然．而在于表现自然……否则，雕刻家照着女人塑一个石膏模型，并把这个模型摆在自己面前——你就会看到一个毫不相似的可怕的尸体，这时你势必去寻找雕刻工和艺术家，他们虽然没有作出准确的摹写，然而却传达了生命运动。我们必须抓住事物的精神和全部意义。”（《文学理论译丛》）《三国演义》对各种人物和事件的描写就符合这一原则。作者对于历史上的真人真事，经过严格的分析和研究，抛弃了次要的和偶然的东西，选取了主要的、本质的、合乎人物性格的东西。因此，决不能把陈寿的《三国志》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混为一谈，也不能认为《三国演义》就是《三国志》的通俗化翻版。

从文学的视角看，《三国演义》比《三国志》站得更高、显得更真实、更丰满，放射出耀眼的艺术光芒。如《三国志·蜀书·先主本纪》载，怒鞭督邮系刘备所为，而《三国演义》却写成“张翼德怒鞭督邮”，把怒鞭督邮的情节从刘备身上摘下来放到张飞身上，从而使刘玄德和张翼德的性格特征更加鲜明。通过怒鞭督邮这个事件的更动，可以清楚地看到罗贯中如何匠心经营地努力将人物描绘得更生动、更真实、更有特点、更令人信服。单就这一更动，就可以洞察罗贯中的艺术才能。这种处理虽然违背史实，塑造的人物形象却比历史人物更为性格化、更加生动感人。又如第八回的“王司徒巧使连环计”，并不见于《三国志》，只在《吕布传》中述及“（董）卓常使（吕）布守中阁，布与卓倚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鲁迅编纂的《小说旧闻钞》则说“《汉书通志》：‘曹操未得志，先诱董卓，进刁蝉以惑其君。此事异同不可考，而刁蝉之即貂蝉，则确有其人矣’。《汉书通志》今亦不传，无以断之”。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时“据正史、采小说”，加以想象虚构，使王允和吕布合谋，杀董卓和进貂蝉结成一环，于是便构成了王允献美人计一段精彩文字。从艺术上说，貂蝉受计于王允，一再离间董卓和吕布的关系，又离间董卓和李儒的关系，她有哭，有笑，有献媚，有撒娇，有信誓旦旦，有怒气冲冲，周围的人都以她的喜笑怒骂为转移，文笔以貂蝉为中心，有张有弛，有纵有收，有起有落，语动刺骨，句妙传神，比陈寿所述王允结吕布杀董卓事别具一番风味。还有，第三十七回的“刘玄德三顾草庐”，亦不见信史详载。陈寿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记载：“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罗贯中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的性格特征，虚构出一大段极为精彩和极为动人的情节，不仅溢美了刘备思贤若渴的政治品质，而且也在典型环境中刻画了诸葛亮的闲散、旷达、高风亮节性格。这是作者天才艺术构思的光辉表现，也是现实主义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清人章学诚撰《丙辰札记》说《三国演义》“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十分明白地道出了这部历史小说的艺术魔力：时而使读者悲痛、时而使读者同情，时而使读者愤慨，时而使读者颠三倒四、惶惑迷离，情不自禁地为《三国演义》振臂高呼，拍案叫绝。罗贯中就是以这些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

其二，《三国演义》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所谓现实主义，是指按照现实已有的或者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生活样式去塑造形象，但是，作家在创造典型形象的过程中，现实的生活材料往往不够用，还须按照心仪向往的生活样式补充形象，从而产生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通常在创作中熔于一炉，塑造既充满着现实生活气息又生发出理想光辉的鲜活形象。高尔基说：“优秀的艺术家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常常结合在一起的，巴尔扎克是现实主义者，但他也写了一些和现实主义非常有距离的作品，如《鲛皮》等小说。屠格涅夫、果戈里到契诃夫、蒲宁及其他我国大作家，同样也用着浪漫主义的精神写作品。这种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特别是我国优秀文学上的特征，它在我们文学中给予了使全世界受到极明显极深刻的影响力量和独创性。”（《文学理论译丛》）毫无例外，在中国古典文学的优秀作品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也是结合在一起的，《三国演义》就充分表现了这一特点。《三国演义》的艺术性，不仅表现在以现实主义手法塑造人物形象上，同时也表现在以浪漫主义手法补充人物形象上。别林斯基说，浪漫主义形象有“情感和心灵的基地，从这个基地上产生一切对美好的崇高的模糊憧憬，它们力图从幻想创造出来的理想中得到满足”[①]。正是这样，浪漫主义给罗贯中以广阔的思想阵地，使他的希望和理想通过形象塑造得以表达。

仍以诸葛亮形象塑造为例。“赤壁之战”的情节，史传记载与《三国演义》的描述大相径庭。陈寿在《三国志·吴书·周瑜传》中说：“时刘备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与鲁肃遇于当阳，遂共图计，因进住夏口，遣诸葛亮诣权。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曹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郡。备与瑜等复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径自北归。”《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亦说：“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十多死者，乃引军还。”《三国志·蜀书·先主备》也说：“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史料证实，曹军兵败是瘟疫流行和黄盖纵火烧船造成的，其中仅言及诸葛亮建议刘备联吴抗曹，并非赤壁大战的谋划者和实施者。但罗贯中笔下的赤壁之战却面貌大变，将诸葛亮推到了舞台中心，上升为主角：群英会舌战群儒，打击了投降派；智激孙权和周瑜，巩固了东吴的主战策略，结成了联吴抗曹的统一战线；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草船借箭和祭东风两节；还有黄盖行苦肉计，阚泽献诈降书，庞统献连环计，均在诸葛亮的妙算之中。但关键问题是东风，如果诸葛亮祭不来东风，前面进行的一切战略皆成画饼。于是，作者让诸葛亮出演了“东风祭”，周瑜借东风之力把曹兵烧得丢盔弃甲。用周瑜的话说，就是：诸葛亮“此人有夺天地造化之法，鬼神不测之术”。在罗贯中笔下，诸葛亮的巨大神通，与《三国志》中记述的诸葛亮不一样，因为作者以许多浪漫主义情节补充了人物形象，使之丰满高大，神秘莫测。

《三国演义》的作者描写反派人物曹操，也采用了同样的手法。在罗贯中的笔下，曹操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奸雄典型。书中的曹操形象，大部分材料依据的是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引，但也有一些是根据作者的主观意图虚构的，如第六十八回《左慈掷杯戏曹操》就是一例。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注引均未提到此人，是作者为强化“拥刘反曹”的主观意图虚构出来的神话人物。左慈说：“益州刘玄德乃帝室之胄，何不让此位与之？不然，贫道当飞剑取汝之头也。”又说：“土鼠随金虎，奸臣一旦休！”并扬其沙石，起其所斩之尸，奔向演武厅袭打曹操。通过这个情节，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是如何敌视曹操，拥护刘备的。又第六十回《张永年反难杨修》一节，作者借张松之口猛力抨击了曹操，张松说：“丞相驱兵到处，战必胜，攻必取，松亦素知。昔日濮阳攻吕布之时，宛城战张绣之日；赤壁遇周郎，华容逢关羽；割须弃袍于潼关，夺船避箭于渭水。此皆无敌于天下也！”此事并不载于史传，陈寿在《三国志·蜀书·刘璋传》仅说“璋复遣别驾张松诣曹公，曹公时已定荆州，走先主，不复存录松，松以此怨。会曹公军不利于赤壁，兼以疫死。松还，疵毁曹公，劝璋自绝”。陈寿说张松疵毁曹操，是在刘璋面前，并没有张松当面疵毁曹操的记述，而罗贯中却改为张松面对面疵毁曹操，显然是虚构之笔，旨在借张松之口抨击曹操，表现作家所想看到的形象，加深作品的倾向性。。

总之，《三国演义》的人物塑造，无不结合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两种因素。现实主义形象一经浪漫主义渲染、夸大、补充之后，便显得更加鲜艳夺目、丰富多彩。

其三，鸿篇巨制《三国演义》具有史诗性艺术特征。所谓史诗性作品，必须具备史诗内容和史诗形式。就是说，它必须描写具有全民族性和时代意义的重大题材，展开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广阔社会面貌，反映整个民族的命运，它所描绘的事件和人物不是片断的、单调的，而是极为纷繁而多样的。《三国演义》就是这种文学史上少见的史诗性作品。

首先，《三国演义》的恢宏结构，具有史诗风格。该书描写的是三国时代重大历史变革以及这个变革时代风起云涌的矛盾冲突和惊心动魄的战争场景，揭示出东汉覆灭、三国形成至消亡的远因和近因，总结了封建王朝的兴衰更迭、成败得失的历史经验。《三国演义》的体制结构是恢宏的，容量是巨大的，具备史诗性作品拥有的基本风格与宏阔气魄。因为三国的历史本身就有一种特殊的品格，诚如王大错所说：“有史以来，以汉末三国之局为最奇，亦惟三国人才为最众，三国之贤奸邪正别白最为显著。故夫四千余年之历史，当以三国为关键而代表之。”[②]由于史诗多表现英雄创世的重大显赫行动与业绩，因而常常带有传奇性与神话色彩。作为英雄传奇的《三国演义》，就富有这种传奇性与神话色彩。

其次，战争场景描写的审美化，具有史诗情境。黑格尔说：“战争情况中的冲突提供最适宜的史诗情境，因为在战争中整个民族都动员起来，在集体情况中经历着一种新鲜的激情和活动，因为在这里的动因是全民族作为整体去保卫自己。”（见黑格尔著《美学》）《三国演义》正是在这方面充分地表现出特有的史诗美质。与西方史诗的战争描绘相较，《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更富于审美韵味。《三国演义》绝少正面去表现血肉横飞的战争恐怖和目不忍睹的沙场惨象，更多的是展现战争双方的斗智斗勇。智谋和武勇，是三国战争描写的两个有机构成部分，也是战争审美生成的两个重要方面。《三国演义》描写战争，但不宣扬好战，而是表彰非战争的和平慈爱正义思想；它真实具体地展示战争的全过程，但侧重点却放在外交智谋的较量上，形象地体现“上兵伐谋”的兵法观。从《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中，每每都能看到人类智慧的光芒，而不是血淋淋的残酷。它让读者身临其境地、近距离地体味人类心智带来的审美愉悦；而对于你死我活的厮杀打斗，则让受众作远距离的观照，赋予展示勇武与力量的阳刚之美。《三国演义》所写近百次的大小战争皆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运用智谋，是在战争中获取胜利的重要保证。因之《三国演义》的战争往往以大量笔墨展现由于智谋的正确实施而引起战争双方力量的消长变化，从而使人领略人类智慧的伟大与美感蕴涵。

再次，雕塑审美的人生，具有史诗韵味。由于汉末变乱打破了旧有秩序，使社会格局呈现出物竞天择、各逞其能的开放型竞争新态势。举贤任能、择主而事的人际环境，在《三国演义》里达到从未有过的理想境界。时势造英雄。时局的动荡和战争的连绵不断，筛选出曹操、刘备、孙权三支地方劲旅；曹、刘、孙三方又皆以全力网罗智谋超绝之士，一时间造就了许多出类拔萃、可歌可泣的谋臣武将。这些史诗般的英雄，以他们的卓绝才能创造了史诗般的英雄业绩。《三国演义》成功地塑造了他们的形象，绘制了他们的审美人生。在这一点上，《三国演义》和传统史诗是一致的。塑造出具有时代意义的人物形象，是史诗作品的中心任务。《三国演义》将这一中心任务落实在了刻意塑造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这样一些大智大勇之士身上，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使他们成为史诗性英雄人物。 所以说，《三国演义》的人物，包括反面丑角形象的塑造，是一种审美的创造。这种审美创造的最高旨归，就是充分展示人类美或丑的本质，帮助人们建立以真善美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三国演义》通过这种审美创造，充分地展示了人物的超人力量和超自然的特征。

总之，《三国演义》的思想成就与艺术价值都是不容低估的。特别是作为历史小说，达到像《三国演义》这样既高度地忠实于历史真实，又具有极高艺术性的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当中国出现了《三国演义》这样结构完整严谨、人物形象鲜明生动的辉煌巨著时代，世界上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长篇历史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部历史小说能够像《三国演义》那样长时期地吸引着如此众多的读者，几百年一直为整个中华民族所钟爱。这部巨著，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于促进民族性格的形成，推动民族精神的高扬，起着不容忽视的巨大作用。

文学巨匠罗贯中的出现，是泰安人民的骄傲。尽管他的作品存在一些封建迷信的瑕疵，但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评价这位天才作家，更不能以当代的认识水平妄论他的文学创作。作为历史的罗贯中，永远值得人们敬仰；作为古典名著的《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将永远摆在炎黄子孙的案头；罗贯中承前启后、勇于创新的精神，将永远作为一面开拓进取的旗帜，高高飘扬在神州大地的上空。

　　主要参考文献：

　　《新刊大宋宣和遗事》，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

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胡适著：《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1979年版。

　　聂绀弩著：《中国古典小说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朱一玄著：《明清小说资料汇编》，齐鲁书社1990年版。

侯会著：《水浒源流新证》，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

　　施耐庵、罗贯中著：《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1983年重印本。

　　《孤本元明杂剧（三）》，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

　　何心著：《水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年5版。

王平撰：《百回本〈水浒传〉的文本构成与意义诠释》，《求是学刊》2007年第3期。

[①] 俄文版：《别林斯基全集》第2卷，第217页。

[②]王大错：《考证三国演义序》，转引自《三国演义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5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