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神灵信仰的嬗变

在历史长河中，对泰山神的祭祀，经历了一个由东岳大帝向碧霞元君转换的过程。在古代，囿于泰山祭祀的特殊性，早期的祭祀活动一直为最高统治者所把持，限制了广大民众的参与。逮至唐宋，随着东岳庙会的兴盛，才出现了官方、民间共祀泰山神的局面，并逐步将祭祀主神转向泰山女神——碧霞元君。而民间则将东岳大帝的派生神——泰山石敢当请进了千家万户。

泰山主神的嬗变始于宋真宗封禅泰山。他既是帝王封禅泰山的终结者，也是崇拜泰山女神——碧霞元君的始作俑者。碧霞元君又称“泰山玉女”，全称“东岳泰山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亦称泰山娘娘、泰山圣母、泰山老母，民间则亲切地称为“泰山老奶奶”。关于碧霞元君的来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普遍的说法是汉代泰山顶上有玉女石像，至五代，殿堂坍塌，石像仆地，金童之像漫漶剥蚀，玉女像沦落于泰山岳顶玉女池内。据元代学者马端临撰《文献通考》记载，宋真宗东封泰山时在玉女池中发现一尊女性石像，下诏建造昭真祠供奉，并遣使致祭，号为“圣帝之女”，封“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其实，宋真宗诏建的是“玉女祠”，金代改称“昭真祠”，直到元代道教兴盛时，才有了“昭真观”的称谓。碧霞元君信仰被纳入道教系统后，“玉女”也随之更名“天仙玉女”，并非宋真宗所敕封。而且，在宋、金、元三朝，泰山女神虽有“玉女”形象，但其信仰却不被广大民众所普遍推崇。

碧霞元君被宗教信仰推崇为泰山主神之一，肇始于明初朱元璋整顿祀典，是道教世俗化、民间化的结果。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下诏罢去泰山神帝号，单称“东岳泰山神”。这样以来，东岳大帝和碧霞元君原有的差别无形间缩小了，由前文所述的父女关系嬗变为兄妹关系。他们同为泰山神灵，一男一女，平起平坐，这就为民间崇奉碧霞元君提供了机缘。从洪武三年（1370）罢去泰山神的帝号，到弘治十六年（1503）皇帝派员致祭碧霞元君，在这130多年的时间里，碧霞元君已经从默默无闻而发展为声名显赫，其职司也从最初的生育女神发展为功能涵盖面十分广阔的万能女神，尤其到了嘉靖、万历年间，碧霞元君信仰广泛深入民间，在民众的心目中牢牢地扎下了根基，以碧霞元君为奉祀主神的泰山香社也空前活跃，民众在泰山的进香活动进入历史上最繁盛的时期。正如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王锡爵在《东岳碧霞宫碑》中所言：“元君能为众生造福如其愿，贫者愿富，疾者愿安，耕者愿岁，贾者愿息，祈生者愿年，未子者愿嗣，子为亲愿，弟为兄愿，亲戚交厚，靡不相交愿，而神亦靡诚弗应。”以至“每岁瓣香岱顶者数十万众”。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东岳大帝的职司逐渐被转移到碧霞元君身上，供奉香火也渐被泰山女神所取代。岱顶碧霞祠东邻东岳大帝上庙的倾圮，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现仅存清咸丰七年（1857）《重修泰山顶东岳庙记碑》，立于原东岳庙山门外东侧，记录了该庙的兴废历史。

明代以后，随着元君信仰的深入人心，其功能不断被扩充。《道藏》称元君乃天仙降世，神功莫测，受玉帝之命，证位天仙，统摄岳府神兵，照察人间善恶，罪福照报，感应速彰。民间则传说元君主司妇女多子，并为保佑儿童之神，所以妇女们信奉尤为虔诚，还在她的左右配祀子孙娘娘、眼光娘娘。供奉碧霞元君香火的神庙播布全国，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仅山东、河北两省有文献记载的就达300余处。宣扬叙述其灵迹的《泰山娘娘宝卷》也被奉为教门经籍，纳入道书之列。传说碧霞元君圣诞是四月十八日，官方、民间的祭祀异常隆重。为了摆脱官方限制，得以错时顺利致祭，百姓们将传说中的三月十五碧霞元君换袍日改为诞辰日；还在泰山南麓的红门宫西院设中宫，在城中的灵应宫设下宫，形成上、中、下三宫的格局，以便不同体质的信男善女朝拜进香。每逢这一天，泰山周边乃至全国各地的信客蜂拥而至，泰山之巅的碧霞祠及山下的小泰山（中宫附近）、灵应宫往往人满为患，擦肩摩踵，水泄不通。散布全国的元君庙或娘娘庙亦是如此潮涌，可谓“人无停趾，香无断烟”。随着碧霞元君地位的提高，民间传说也发生了变异，演绎出黄飞虎兄妹为争泰山神位斗法的故事，结果妹妹获胜，姜太公封其为碧霞元君，高居山顶；封黄飞虎为东岳大帝，屈居山下。这则故事的广为传诵，便是东岳大帝香火渐弱于碧霞元君的生动写照。

与此同时，以东岳大帝香火为核心组成的进香组织——香会，也发生了变化。明代其成员主要以皇室、太监、宫女为主，尤以万历朝最为频繁。入清以来，则有越来越多的细民百姓加入到东岳香会中去，网罗了社会各个阶层，并对儒家封建等级制度直接提出了挑战，“天子祭社稷，诸侯祭山川，大夫祭家庙，载于圣经，职分当然，礼也。大夫不可庶，岂可也。然吾人既居覆载之中，咸沾大帝陶冶之造，神明可不敬欤？”竟至模仿官制，刻碑立石，张扬善举，“虽庶民之分，不敢以祭五岳，然而诚焉敬为，无论尊卑而俱可以书。”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东岳大帝主生死的职司弱化为惩恶扬善，其核心理念体现在《东岳大帝宝训》中：“天地无私，神明鉴察，不为享祭而降福，不为失礼而降祸。凡人有势不可使尽，有福不可享尽，贫穷不可欺尽。此三者乃天运循环，周而复始，故一日行善，福虽未至，祸自远矣；一日行恶，祸虽未至，福自远矣。行善之人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性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损人利己，切宜戒之，一毫之善，与人方便；一毫之恶，劝人莫做。衣食随缘，自然快乐。算什么命，问什么卜。欺人是祸，饶人是福。天网恢恢，报应自速。谛听吾言，神人监服。”宝训的前部分完全出自民间刊印流传的《玉历至宝钞》。

明代以降，东岳大帝信仰虽然呈现逐步弱化态势，但由此派生的“泰山石敢当”信仰却应运而起，迅速走向民间。石敢当文化现象先后经历了早期石敢当的萌芽阶段、石敢当的变异阶段和兴盛阶段三个时期。

石敢当习俗起源于上古时期的灵石崇拜，人们相信生活范围内所有的自然现象及自然物也拥有与人类相似的生命和意识。这就是上述提及的英国人类学家泰勒“万物有灵论”的主要内涵。这一观点论据在中国的表现，就是各种与石关联的神话传说故事。如《淮南子·览冥训》中记载的关于女娲炼石补天的创世神话；大禹妻涂山氏化为大石裂而生子的美丽传说；炎帝少女化为精卫鸟衔石填海的悲壮故事，等等。应当说，现存泰山石敢当的人体形象，就是原始石灵崇拜经过不断演化而形成的人格化形象。

中国历史文献中最早记载石敢当的，是西汉史游的《急救章》：“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颜师古注：“卫有石蜡、石买、石恶，郑有石制，皆为石氏；周有石速，齐有石之纷如，其后以命族。敢当，所向无敌也。”颜氏认为，石是姓，敢当为所向无敌意。宋代在福建莆田曾发掘出一块唐代大历五年（770）的石刻，上有“石敢当，镇百鬼，压灾秧，官吏福，百姓康，同教盛，礼乐张。”

何种原因促使泰山与石敢当联系在了一起？鄙见以为与民众心理中泰山的巨大神异功能密切相关。泰山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配天作镇”的，岱庙天贶殿东岳大帝手执的就是作镇之圭，而且泰山之镇与其他山岳不同，它威力无比，镇的是乾坤。由于泰山神有镇乾坤之威力，因此取泰山上的一块小石头来镇宅安第，当然会鬼邪俱逃。因此，在这种心理作用下，将泰山与石敢当结合在一起就成为众望所归。目前所知最早的确凿“泰山石敢当”记录，出自明初姜准之书：“人家正门及居四畔，适当巷陌、桥梁冲射，立一石刻将军，半身埋之，或树石刻‘泰山石敢当’字，为之压禳。”据此推断，流传千载的“石敢当”风俗，应在元明之际与“泰山”合二为一。这种结合的源头，可溯至宋真宗泰山封禅后将泰山神封为“仁圣帝”，促使民间的泰山崇祀持续升温，“今环天下莫不建天齐行宫”。宋元易代，并未影响泰山庙祀的传播普及，且由于元代疆域的开阔，东岳庙的分布随之更加广泛，诚如元至正间《重建（山西蒲县）东岳庙碑铭》所言：“今岱宗之庙遍天下，无国无之，无县无之，虽百家之聚，十室之里，亦妥灵者。”这种对泰山的普遍尊崇，必然导致“石敢当”风俗发生演变——由于人们无不认为“灵石”应出自“灵山”，而泰山又是“仙闾灵府”、当时域中最尊之山，因此很自然地将“灵石崇拜”与“灵山崇拜”联系在了一起，“泰山石敢当”的新型组合开始在民间出现。王渔洋《茶香室从钞》中也说：“齐鲁之俗，多于村落巷口立石，刻泰山石敢当五字。”其功能经历了从最初的“镇宅”到“化煞”，再到“治病”、“门神”、“辟邪”、“防风”等的转变，所以泰山石敢当又有“石将军”、“石大夫”之别称，以其亲民形象走进寻常百姓家。

泰山石敢当信仰虽然历经存废，但却延绵千年而不绝，主要原因是“石敢当”信仰演变的过程，也是其日渐融入泰山信仰文化的过程。泰山文化中“安若泰山”、“与国咸宁”、“镇服四海”、“人神咸安”、“镇鬼辟邪”等理念，在石敢当信仰中都有具体的体现。因此在历经千年演变之后，“石敢当”已成为泰山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石敢当”与“泰山”再难仳离。在此前提下，它获得了扎根于民间群体的文化传统，并世代相传。石敢当信仰为中国广大地区和众多民族所认同并远播海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延续性，因此它具有见证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生命力的独特价值。

泰山石敢当的文化价值，在于扮演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精神偶像。民国著名作家易君左先生在所撰《定泰山为国山刍议》一文中陈述泰山精神时，特地举出“泰山石敢当”：“‘泰山石敢当’之意义，亦以表示泰山为生民生活之保障。盖吾国国民数千年来，所拥戴之一大自然现象，厥为泰山。社会生活，心理信仰，咸系于此。”（《江苏教育》1933年第1～2合期）这是最早揭出“泰山石敢当”凝聚民族精神，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在当时民族危亡的背景下，传统的“泰山石敢当”民间信俗置于时代激流的峰头浪尖，一变其镇宅护路的原有形象，开始充任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象征物。画家高龙生发表在《抗战画刊》1938年第22期上的画图《泰山石敢当，勇士敌难冲》，则把泰山石敢当绘成了一位抗日战士的形象。1942年夏中国远征军由缅甸溃败时，失散士卒多赴阿佤山区抗击日寇，组成阿佤山抗日游击队，孤军据守山地，镌刻泰山镇石名号，用以励志振气。今云南孟定尖山西南尚存阿佤山游击队所留大字石刻，其文曰“以戈待敌”、“泰山敢当”。虽风剥雨蚀，藓点苔斑，仍赫然在目。2005年12月，中国政府公布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泰山石敢当习俗”名列其中，成为受到国家重点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13年，泰安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与泰山石敢当民俗文化研究院主办的“泰山石敢当文化与当代精神”研讨会在泰安召开，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石敢当精神中‘敢于担当’的社会道德责任意识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挖掘“石敢当精神中‘敢于担当’的社会道德责任意识”，对于构建国泰民安的和谐社会，引领良好的社会风气，保护和传承泰山文化，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2015年3月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有关讲话中，希望山东勇做“泰山石敢当”，努力攻坚克难。国家领导人对“泰山石敢当”精神的肯定，赋予了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新的当代意义。

泰山神的形成和演变，是随着人们的精神需求而形成并不断嬗递的。而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泰山神信仰崇拜，均是人们不同的精神诉求体现，呈现着逐步走向民间、不断演进的趋向。如果说，封建社会的泰山神信仰由皇家主导、民间参与的话，那么，随着封建王朝的终结，泰山神信仰就完全走向了民间，香火不断的祭祀活动亦成为大众的自由行为。在信仰多元化的当今社会，人格化了的泰山神不仅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且呈现出与时俱进的特征，在满足人们的心理诉求、调整失衡心态、培育善心良德、构建和谐社会、激励担当精神诸多方面依然发挥着不可低估的补益作用。实践证明，人不可没有精神依托，也不可或缺精神力量，只有二者兼备，才能保持平稳乐观心态，发轫用力，干事创业。这一点，或许就是泰山神信仰生生不息的理由。

主要参考文献：

刘慧著：《泰山宗教研究》，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

麻天祥、姚彬彬、沈庭著：《中国宗教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唐家品、高儒林主编，汤贵仁学术主编：《泰安文化通览》，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周郢著：《名山古城——泰山·泰安文史拾零》，五洲传播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