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本色不变

1981年7月，赵健民主动向中央提交报告，要求退居二线；同年12月改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顾问组组长。赵健民积极响应中央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号召、率先退居二线的模范行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人民日报》1982年2月17日、4月7日分别以《在党中央重大决策面前》《一位共产党员的经历和胸怀》为题，作了较大篇幅的报道和评论。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赵健民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退出一线的赵健民，在承担中央交给的各项工作之余，链接狱中的思路，集中精力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继续思考治党治国的良策。1985年元旦，赵健民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关于改革党和国家现行的政治制度，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议》。在《建议》中，他尖锐地指出：“应当承认，这几年我们在改革政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选举制方面，还是有曲折的。回想当《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制定出并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通过时，全党绝大多数党员是为之欢欣鼓舞的。大家认为，有了差额选举，党员代表就可以把一些不好的或者不大好的候选人以差额选举的方法选掉。可是，在差额选举的制度还没有很好实行的情况下，十二大又提出了不要差额选举的预选方法。”“这种不要代表提名的预选制，实际上是否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所规定的差额选举制。我认为这是对差额选举制的一个倒退。”他批评反对差额选举的意见是“刚好了伤疤就忘了痛，是置党的根本利益于不顾，是置我党掌握政权以后的惨重教训于不顾。”他呼吁“把选举公仆的权利完全交给党员，交给人民群众或者他们的代表。”建议在全国逐步实行直接选举制和竞选制。《建议》引起了胡耀帮总书记的重视，亲自批给胡启立，要求认真研究。赵健民的《建议》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未被采纳，但他指出的党内民主发展方向是正确的，实现这个目标只是个时间问题。

1985年8月，赵健民又向中央递呈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在职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建议》。他在建议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央对党员干部对党员对人民的理论教育抓得都是不够的”，如在强调干部知识化中，“只重文凭、学历”，而“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水平，对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不强调或者强调得很不够”。又指出，“中央比较重视自然科学，对于社会科学，相比之下重视不够”。他说，“要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必须重视社会科学，必须重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他建议中央改变这种状况，“加强干部的共产主义理想教育，提高马列主义水平”。他忧心忡忡地向中央进言，“当前的现实是，党内不正之风未得到根本性的克服”，“不正之风是到处可以听得见、看得到，而主要表现在党的干部身上”，“现在的党风确实值得我们忧虑”。他认为，“加强思想教育是解决我们党风进一步好转的治本工作”。他指出，“对于少数腐化变质分子必须从严惩处，清除出党”，“必须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否则，我们党战争年代在群众中形成的良好形象是很难恢复过来的”。赵健民的建言，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并最终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共识。同年3月23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应邀来访的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时说：“我们在10年中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发展不够。最重要的是在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和共产党员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我们经过冷静的考虑，认为这个问题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只有经过若干年的艰苦奋斗，才会有较好的发展、持续的发展。只要人们思想统一了，治理也不难。”邓小平的讲话，集中反映了包括赵健民在内的大批党内有识之士的忧思。痛定思痛，亡羊补牢。1989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党必须旗帜鲜明地同西方国家的敌对势力进行“和平演变”的图谋和行动作长期的、坚决的斗争。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1990年3月召开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这两个决定要求全党发扬优良传统，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开展廉政建设，坚决同腐败现象、腐败分子进行斗争。中央的这些意见和决定，代表了赵健民等老一代革命家的共同心声。

在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召开期间的1991年11月27日，赵健民在顾问委员会上就“反对‘和平演变’，反对腐败”问题发表了讲话。他说：“东欧、苏联都变了，出乎意料，我想不到”，为什么西方敌对势力在这些国家“和平演变”能够成功？“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根本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内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腐败现象，严重脱离广大人民群众”。他联系党的作风建设情况指出，“胡耀邦同志曾讲三年实现党风根本好转，没实现；赵紫阳同志搞的廉政建设座谈纪要，没解决问题。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努力做到不出大的失误，下力量解决党风好转、廉政建设和反对腐败等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发出呼吁，“必须认识到当前党和国家的腐败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它已经败坏了我们党的名声，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一针见血地指出腐败发展下去的危险性，“腐败问题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心腹之患，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也免不了走东欧各国和苏联的道路，在反‘和平演变’上打败仗”。赵健民总结历史经验，指出反腐败必须抓落实，“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国务院1990年12号文关于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都是很好的文件，也登了报纸，就是没有下力气贯彻下去，在实际工作中没有见大效”。他提出了反对腐败的四点具体措施：第一，中央要认识到当前腐败问题的严重性，要紧紧抓住不放，不能一讲就完了，大案要案要一抓到底，要支持有关部门碰硬；第二，要发动群众，以整风精神解决腐败问题；第三，要解决好党的领导体制中的某些问题，要进一步实现党政职能分开，使党的基层组织真正发挥监督、保证作用，而不是陷入具体事务中；第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克服腐败现象。最后指出：“总书记江泽民同志讲，‘只要我们党自己不腐败，自己不蜕变，谁也演变不了我们’，这个讲话正确地阐述了反对‘和平演变’和反对腐败的关系，是至理名言！”讲话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刘澜涛听后当场就说：“健民同志，讲得好！”并告诉工作人员，整理上报。事后，汪道涵遇见赵健民拉着手说：“你发表了一个很好的讲话。”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任重听说这个讲话后，立即要去了这个讲话稿，连看数遍在上面写道“很好”。由此可见，赵健民的讲话代表了众多老干部的心愿。

1996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召开学术讨论会，纪念中共八大召开40周年。赵健民应邀出席了开幕式，并作了发言。会后，《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6期全文刊登了他的发言。赵健民的发言在回顾了八大的历史功绩之后，指出八大有三条经验特别值得借鉴；第一，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第二，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法制；第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反对腐败，加强党的建设。在讲到最后一条时，赵健民说：“党的建设是各项工作的核心。党的建设搞不好，其他工作也不可能搞好。应当看到，当前党内和社会上存有严重的腐败现象，这些腐败现象极大地危害着党和人民的关系。八大反复强调党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我们今天不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反对腐败，那就要丧失民心，导致亡党。腐败不除掉，说代表人民是自欺欺人。反腐倡廉，是一项综合工程，要从多方面努力。但加强群众监督，则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要走向腐败。”发言的结尾，充分地表达了这位老共产党人的心声：“在纪念八大召开四十周年之际，我坚信，我们的党一定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依靠工人、农民，广大人民，清除一切大小上下的贪污腐败分子，做到一切干部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使党的事业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后来中共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正是赵健民等老共产党人大声疾呼的积极回应。

在反腐倡廉问题上，赵健民不仅这样说，而且这样做，始终以廉洁公仆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赵健民逝世后，家乡人民在缅怀这位老革命家丰功伟绩的同时，追忆了他艰苦奋斗的光辉风范。赵健民的叔侄赵铁峰，是冠县梁堂村最近的亲人之一。他从2012年4月10日得知叔叔去世的消息，至16日在北京参加完追悼会，一直在努力回忆这位老一辈革命家的点点滴滴……

赵铁峰去过赵健民在北京的家，一个不大的院子深居古城，狭窄的住处不禁令他心头一酸。然而赵健民却十分乐观，每每家人要给他添点什么时，他总是说用不着，还不住地念叨：“其实我什么都没有，这些还都是国家给我的，我已经很知足了。”赵铁峰还记得，10年前去赵健民家里探亲时，发现夏天竟然连个电风扇都没有，热了时就用手摇扇子纳凉。那时，电风扇在普通老百姓家已不是什么新鲜物件。一位高级干部竟然如此艰朴，令赵铁峰感动不已。赵铁峰回忆说：“他爱吃馒头、饼，喝稀饭，有时还没咱在村里吃得好。”“他总是教育家人要为国家多作贡献，要懂得节约。”赵铁峰清楚地看到，赵健民吃馒头时总是用一只手接着，将落在手掌里的“馒头渣”再小心地塞进嘴里。这让种了一辈子庄稼的赵铁峰感到很意外：“咱农民也不会这样吧！”赵铁峰还说，赵健民很低调，有人想让他聊聊以前干革命的事迹，他每次都只是笑一笑而已。赵健民为家乡办了不少好事，但对自己的亲人从没存过私心。有一次，赵铁峰因为家里有事找到赵健民，想让他出面帮一把，话还没说完，就遭到了赵健民的训斥：“共产党不兴这一套。”

赵健民故里有一所农家小院，三间土房，其中一间已经露了窟窿。赵铁峰担心有一天房子塌了，便把一些简易的家具搬到了自己的小院里“保护”起来。赵健民在世的时候每隔两年都要回老家看看，从不在酒店下榻，也不去饭店用餐，吃住都在这三间土屋里。一个土炕，几件破旧的家具，甚至连副像样的碗筷都没有。而赵健民却觉得很温馨，高兴地说：“回家回家，就是来看看老家，吃住都在酒店还不如不来。”回家的日子里，赵健民总忘不了看望村里的长辈，每次都带上拐杖一类的实用小礼品，一家又一家，从东走到西。直到村里的长辈都不在了，他每次回家还会到侪辈家里走一走，看一看，叙叙旧，拉拉家常话，很开心的样子。

曾是赵健民警卫员的李增生回忆说，他和赵健民是同村，16岁那年参加革命队伍，成为赵健民的警卫员。李增生的任务是帮助赵健民带手枪、望远镜、文件包等物品，每天都跟随在赵健民身边。闲暇时，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聊天，不分上下级。李增生总共两次去北京看望赵健民。第一次是在2002年年底，当时，赵健民住在一个四合院里。进门之前，李增生想象着赵家肯定高档家具一应俱全，甚至铺着地毯。可进门一瞧，令李增生大吃一惊：“他的家哪里像高干？和普通人家没有多大差别。”

赵健民这种老骥伏枥、本色不变的品质，或许是他傲骨凛然、无所畏惧的一个有力注脚。

赵健民堪称泰安人民心目中的一座精神丰碑。或许有人说，新中国成立后赵健民的屡屡受挫，不得充分展示才华，皆因性格过于耿介、言辞过于直露、行事过于较真，做人过于傲骨，处世过于严谨，招致人祸接踵而至，灾难不断降临。然而，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成其为顶天立地的赵健民。从这个意义上说，赵健民真正实践了“威武不屈”的儒家精神，体现了泰山的刚毅中正性格。他的坚持，唤回了一个民族的理性，促进了国家意识中民主与法制的觉醒，避免了历史悲剧的重演。

主要参考文献：

赵健民著：《赵健民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丁龙嘉、听雨著：《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丁龙嘉撰：《赵健民在20世纪50年代反“左”》，《炎黄春秋》2012年第10期。

岳绍红主编：《济南革命历史丛书》，济南出版社2006年版。

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工作组编：《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