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祭祀礼仪的流变

泰山封禅是泰山祭祀的最高表现形式，由远古社会的先民自然崇拜和部落首领祭祀泰山发展而来，是一种规模盛大的国家祭祀典礼，其隆重程度远远超过了历代历朝帝王的登基仪式。有史详载的帝王封禅泰山，自秦始皇开始，至宋真宗终结，共有6位皇帝。他们是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先后共举行封禅大典13次，其中汉武一人就举行了8次。明初朱元璋取消泰山帝王封号、恢复泰山神衹的礼祀后，元明清三朝将以往的封禅大典改为遣官致祭或皇帝亲祭，并扩展到民间黎民百姓。那么，在这一历史文化现象中，封禅礼仪是怎样嬗递流变的呢？

首先，泰山封禅礼仪由古代先王巡守柴望演化而来。古代帝王祭祀泰山有一定的仪式，主要形式是“柴”和“望”。柴即“燔柴告天”或“柴于上帝”；“望”即“望秩以祀山川”。整个仪式结合在一起，叫做“柴望”。披阅《尚书·舜典》可知，舜登上泰山巅峰，选择离天最近的制高点，亲手点燃一堆上面加牲的柴草，以为升腾的浓烟可达上天，借此禀报上帝，主祭者是代天理民，为天远行，愿天保佑。然后，舜按照其他山岳的尊卑顺序，依次遥望四面八方。与此同时，四方守土诸侯也各自登上境内的高山，向泰山遥祭。文化学者刘宪章先生认为：“柴、望是对泰山崇拜这一原始宗教的总结，在原始宗教的范围内，祭祀仪式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原始社会的‘宗教语言’，人神联系的一种基本形式。”知名学者汤贵仁先生指出：《尚书·舜典》所言“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中的“类”、“禋”、“望”，都是祭祀的名称。所谓“类”，就是依照一定的祭祀规格所举行的另一种非常规祭祀。例如古代帝王在正常的情况下，举行“郊祀”以祭昊天。遇有特殊的战争，举行非正常的祭天仪式，而采用通常的“郊祀”仪式，则称为“类”。因此，这里的“类”，实际上是舜离开本部落驻地，在外地举行的祭天仪式。因为仪式与在驻地相同，故称为“类”。此外，所谓“禋”，是“精意而享之”；所谓“望”，是“望秩以祀山川”；所谓“柴”，是以燔柴以祭天。通过“类”、“禋”、“望”、“柴”等仪式来祭天地山川群神。泰山学者路宗元先生总结说：“燔柴祭天表达了原始的人们对‘上天’的膜拜和祈求，反映了先民们对山、火、日和光明与自由的敬仰和追求。”

先秦帝王祭祀泰山无不带有政治宣示意义。《左传》庄公二十七年（前667）所云“天子非展义不巡守”，就表明了古代帝王巡守的目的，即天子如果不是为了宣扬道义就不能外出巡视。《后汉书》引章帝言：“巡狩之制，以宣声教。”张衡在《巡狩颂》中也说：“初，古帝将巡狩于岱岳，展宜省方，观风设教。”今人刘凌先生认为：“巡狩是帝王加强统治的一种政治仪典，带有政治视察性质。其间要接见诸侯，考核罚赏，统一制度，拜访老人，观察民俗，宣扬教化。”这些观点不乏真知灼见，可谓精到阐述。质言之，古代帝王将巡守与柴望结合在一起，是原始社会部落联盟时期政教合一的一种统治手段。它的制度化，表明了原始国家雏型的出现。它把不同部落集合在一个上帝的信仰之下，听命于一个天之骄子的统治，这对于形成民族共同体，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凝结作用。正是古代帝王东巡泰山和柴望岱顶，才使泰山周际的诸多部落逐渐萌生了朦胧的民族意识，培养了共同的向心力和聚合力，为这一地区最终进入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进行了宗教和政治准备，同时创造了绚丽灿烂的泰山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源流之一。这些，对于泰山封禅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具有重要的铺垫作用。

这一历史记忆，永远留在了泰山极顶。在今泰山之巅的玉皇庙内悬挂的“柴望遗风”匾额以及院内的“古登封台”碑即是明证。清光绪年间《泰安县志》载：“古登封台在岳极巅，为72君封台，台右有碣，题此四字。”证实这一遗迹源远流长，古来有之。而这一遗迹的存在，则深藏着古代帝王柴望泰山的身影。

其次，泰山封禅典仪在时代变迁中不断演绎嬗变。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后，封建帝王为了强化皇权、巩固统治，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帝王祭祀泰山这一典仪，形成了政治与迷信结合在一起的封禅大典。这一封建社会国家级最高礼岳活动，自秦始皇到宋真宗，沿袭1227年，其间因时而变，因人而宜，发生了诸多变化。

何谓封禅？唐代张守节所作的《史记正义》，给出了说明：“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言禅者，神之也。《白虎通》云：‘或曰封者，金泥银绳，或曰石泥金绳，封之印玺也。’《五经通义》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何？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张守节的解释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封禅的方式，在泰山上祭天和在泰山下小山上祭地；二是封禅的目的是 “报天之功”、“报地之功”。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强调封禅目的的二重性是合理的。因为历代帝王，特别是有作为、有成就的帝王，他们的政治目的性是十分鲜明和强烈的，其行为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所以，张守节和《五经通义》的作者在阐释封禅目的时，既注意了崇拜与迷信的一面，也重视了帝王行为的社会政治功利性的一面。就整体而言，张守节的解释大体符合历代封禅的实际。

但这并不是说，封建帝王封禅泰山的礼仪就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变迁，泰山封禅的形式从简单发展到复杂，经历了一个不断规范、不断变革的过程。秦始皇、汉武帝东封泰山虽然规模很大，但由于秦皇封禅时将儒生排斥在外、汉武将太史令司马谈滞留洛阳，行为过于隐秘而使这一盛大典仪不存史册。但综合各类研究资料，仍可觅蛛丝马迹。

秦始皇是第一位举行泰山封禅大典的封建帝王，即位第三年（前219）就东巡郡县，至峄山（今邹城市西南）行祭礼，并刻石颂秦功。至泰山下召齐、鲁儒生70人，制定封禅典仪。由于儒生们泥古不化，又无旧礼可循，所以众说纷纭，不得要领。“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而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巅，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从阴道下，禅于梁父。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史记·封禅书》）由此可知，秦始皇封禅泰山，“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史记》《汉书》记载此礼均甚简约：皇帝于岁首率百官至雍（长安西南）亲祭上帝（天），祭品有木制带铃的龙形车一辆，木制普通车一辆；黄犊羔四只，珪币各有数。祭礼完毕，即将祭品埋于祭坛之中。想必，秦始皇泰山封禅之礼与祀雍之祭大同小异。

需要说明的是，秦始皇封禅泰山采用祀雍旧礼，明显带有推广文化统一的政治目的。秦始皇兼并六国，除暴力军事征服手段外，将秦文化传播于六国旧地，尽快破其固有文化，以便统一思想，加强集权统治，是其理国安邦的一项首要任务。据《泰山刻石》：“皇帝躬听，既乎天下，不解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乃知始皇频繁东巡，担负着推行秦文化的使命。而在以“崇仁尚礼”著称的邹鲁地区，其文化理念与秦人多有冲突势所必然。如封禅泰山之议，诸儒奏称“古者封禅为蒲车（以蒲草缠于车轮），恶伤山之土石草木”（《史记·封禅书》），请求始皇法古行事。这一托古改制的言辞，个中含意正如徐北文先生所说：“这种要帝王施仁政尚节俭的祭祀办法，显然是利用礼仪来委婉地表达出反对秦始皇的急法尚功及夸大功业的施政思想。”即借用泰山封典之机迫使秦始皇认同邹鲁礼俗。秦始皇对诸儒的用心自是了然于胸，于是斥“此议”为“乖异难施”，登封之典遂“绌儒生”，沿用祀雍之礼。秦始皇与儒生们的明争暗斗，实质上是秦文化与鲁文化的较量。秦始皇坚持不用儒家礼制，客观上却改变了泰山祭祀的礼仪形式，对传统的封禅仪式是一个巨大冲击。

汉武帝时，适值西汉盛世，封禅礼仪有了新的变化。汉武好仙，极欲登封泰山，渴望遇到神人，以求长生不老。自获白麟（糜鹿）、宝鼎后，汉武以为这是上天赐瑞，且有司马相如遗书劝其封禅，遂与公卿议论大礼，以备封禅。但因“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礼仪……诸儒及方士言封禅人人殊，不经，难施行。”（《史记·封禅书》）最后，由武帝自行制定封禅礼仪——以“泰一之礼祭泰山”。就是说，要用祭告“泰一天神”的礼仪行封禅之祀。泰一天神传为昊天上帝之神，亦谓人类最早的王者。祭泰一之礼略如在雍祭天之礼，加醴、枣、脯之属，屠一氅牛。元封元年（前110），武帝东巡至奉高，先到泰山东南的梁父山祭地主。祭祀毕，将祭品埋于祭坛，以土封之。“封广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则有玉牒书，书秘。”（《史记·封禅书》）继尔，武帝独偕奉车子侯登岱顶，完成封礼后将祭品埋于祭坛。“有封，其事皆禁。”（《汉书·郊祀志》）礼毕从阴道下山，以祭后土之礼祀泰山东北肃然山。紧接着，纵放奇兽飞禽及白雉诸物，作为祀天地山川百神另加的礼物，下山后返回奉高，坐明堂接受百官朝贺。据此可知，汉武的封禅仪式要比秦皇复杂的多。

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各类典章制度的建立健全，自东汉起，封禅泰山的典仪也趋于完善，信息逐步公开。汉光武帝封禅泰山大典，史书就有了详细记载：建武三十二年（56）三月“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于泰山下南方，群神皆从，用乐如南郊。诸王、王者后二公、孔子后褒成君，皆助祭位事也。事毕，将升封。或曰：‘泰山虽已从食于柴祭，今亲升告功，宜有礼祭。’于是使谒者以一特牲于常祠泰山处，告祠泰山，如亲耕、貙刘、先祠、先农、先虞故事。至食时，御辇升山，日中后到山上更衣，早晡时即位于坛，北面。群臣依次陈后，西上，毕位升坛。尚书令奉玉牒检，皇帝以寸二分玺亲封之，讫，太常命人发坛上石，尚书令藏玉牒已，复石覆讫，尚书令以五寸印封石检。事毕，皇帝再拜，群臣称万岁。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复道下。二十五日甲午，禅，祭地于梁阴，以高后配，山川群神从，如元始中北郊故事。”（《后汉书·祭祀志》）这段记述描绘的汉光武帝封禅泰山程序，沿袭了汉平帝元始年间（1～5）的郊祀礼仪形式，但不可能一成不变，肯定在此基础上有所改进和完善。最明显的变化，是在封禅仪式中使用了玉牒检。

资料显示，唐高宗封禅泰山时，礼仪已经十分完备。唐高宗李治的封禅泰山，准备阶段包括朝廷的议论、程序的制定、人员的安排、物资的筹集、诏书的拟成等。高宗的诏书云：“古今典制，文质不同，至于制度，随世代沿革，唯祀天地，独不改张，斯乃自处于厚，奉天以薄。又今封禅，即用玉牒金绳，器物之间，复有瓦樽秸席，一时行礼，文质顿乖，驳而不伦，深为未惬。其封祀、将禅所设上帝、后土位，先设稿秸、瓦鷡、瓢杯等物，并宜改用裀褥罍爵，每事从文。其诸郊祀，亦宜准此。”（《旧唐书·礼仪志第三》）诏书虽未言及武则天参与封禅一事，但《资治通鉴》卷201却有明确记载：“上初献毕，执事者皆趋下。宦者执帷，皇后升坛亚献，帷帟皆以锦绣为之；酌酒，实俎豆，登歌，皆用宫人。”从文献记载的唐高宗封禅泰山一事可知，礼仪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一是改变男女有别的积习，让武则天以皇后的身份参加泰山封禅大典，并且主持禅地亚献，空前绝有；二是改变祭祀礼器，主张所有器物皆应与玉牒、金绳相匹配，不再用瓦罇秸席之类；三是封禅泰山如此，其他郊祀亦复如此；四是改用“明水”、“明火”，即祭祀时不用地上之水，必须取自于天；不可用人工火，必须取自于天。原想用阳燧取水和火，结果取水不成，改用大蛤壳试验，终于取得了“天水”，置入樽内，以敬天神，而阳燧取火则一举获得成功。

到唐玄宗时，封禅泰山的典仪又进行了调整和改变。《旧唐书·礼仪志第三》载：“先是玄宗以灵山清洁，不欲多人上，欲初献于山上坛行事，亚献、终献于山下坛行事。因召礼官学士贺知章等人讲仪注，因问之，知章等奏曰：‘昊天上帝，君位；五方时帝，臣位；帝号虽同，而君臣异位。陛下享君位于山上，群臣祀臣位于山下，诚足于垂范来叶，为变礼之大者也。礼成于三，初献、亚、终，合于一处。’玄宗曰：‘朕正欲如是，故问卿耳。’于是敕三献于山上行事，其五方帝及诸神座于山下坛行事。”玄宗以为，武则天不该篡唐建周，更不该参与泰山封禅，主持“亚献”。但唐高宗毕竟是李唐王朝的绪统，公开反对难以启齿，所以借机询问礼官学士贺知章等人。贺知章自然心领神会，讲了一通君臣异位的道理，提出了初、亚、终三献一体进行的建议，认为这样做可以“垂范来叶”，是“变礼之大者”。这种一改前制的说辞，正合玄宗心意。

除此以外，唐玄宗封禅泰山还有两项重大举措：一是改变过去玉牒之文秘而不宣的做法，公开宣示于众。《资治通鉴》卷212载：“上问礼部侍郎贺知章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秘之？’对曰：‘或秘求神仙，故不欲人见。’上曰：‘吾为苍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众臣。”不管玄宗为民祈福的言辞是否发自内心，但改变旧制的做法却扫光了封禅典礼上的神秘色彩，从而扭转了封禅泰山的政治文化走向，至少从表面上看，这种国家大典由专为皇家祈愿变作广泛的为民祈福。这一政治理念，在玄宗亲撰亲书的《纪泰山铭》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这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无疑是一大进步。二是唐玄宗封泰山神为“天齐王”，这是泰山有正史记载的第一个封号。从此，泰山的神格化转换为人格化，有了人间帝王的认知形象。可以说，泰山帝号的产生，完成了从一座神道设教的天坛向一座民众信仰的众神之山的历史过渡。在这之前由原始宗教的天帝崇拜、月神崇拜、东方崇拜和大山崇拜集合而成的神圣地位，在帝王政治的强大权威面前开始动摇和降格。

相较秦始汉武封禅泰山，唐玄宗的举止显然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以神本位为主演变为以政本位为主。在李隆基的心目中，泰山完全是一座政治山，借此显示政绩，告功于天，为民祈福，虽然依旧采用封禅大典的形式，但在与神交往之间，实质上是在不断地降低神衹的地位和影响，不过是借这座神山上演自己的政治故事而已。从表面上看，唐玄宗封禅泰山的政治宣示意义，似乎回归到了远古社会部落联盟首领柴望东岳的主旨，其实并非如此简单，唐玄宗所代表的政治文化观远非昔日所比，其封禅礼仪也不可相提并论。

复次，泰山祭祀活动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呈现多元化。宋真宗掩耳盗铃的泰山“接天书”闹剧，虽然为封禅大典画上了句号，但却催生了“东岳大帝”和“碧霞元君”的神衹形象和信仰。元、明、清三代将封禅大典改为遣官祭祀或皇帝亲祭，规定凡国家的大典礼、大政务以及皇帝出巡、征伐奏凯、河渠祈祷之事，皆命重臣致祭东岳，敬天礼地的仪式依然十分隆重。

元代在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真宗加封泰山神为“仁圣天齐王”、四年（1011）又改封为“天齐仁圣帝”的基础上，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诏封泰山神为“齐天大生仁圣帝”，并遣官致祭，但在祀礼中不可避免地掺杂了蒙古族的习俗。元廷崇奉道教，泰山著名道人张志纯等人在东平行台严实父子的支持下趁机大规模修复道观，创建南天门，将泰山道教抬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从此开创了朝廷致祭东岳大帝、民间礼祀碧霞元君的格局。由于东岳大帝和碧霞元君被人们赋予同等重要的神职功能，后来出现了朝野共祀泰山神衹的现象，标志着泰山祭祀文化发生了重大变革，祭祀泰山神已不是皇家贵胄的专利，泰山神信仰普及到了人民大众。

有明一代，最高统治者对泰山的关注并不亚于之前的王朝，虽然承续元制、废止了封禅大典，但统治者代之以其他方式，仍在借重和利用这座“神山”。明洪武三年（1370），太祖朱元璋下诏削去了泰山的一切帝王封号，只称“东岳泰山神”，并立“去东岳封号碑”（现存岱庙，另立岱顶）。朱元璋革去泰山封号、恢复泰山神衹的举动，并非对岱宗的贬损，而是改变祭祀方式，愈加推崇敬重。这在泰山祭祀史上，堪称一大变革。明末学者于慎行说：“……岳镇海渎封号皆唐、宋封禅之主所为，侈大骄枉之文耳。圣主革而正之，神谋睿见，高出万古，不亦伟哉！”“大圣人之作为，一洗千载之陋。”（《谷山笔麈》卷十七“释道”）由此奠定了明代诸帝尊崇泰山的基础。终明之世凡16帝，除惠帝、仁宗、光宗、熹宗四朝御宇短暂、未及行礼外，其余12帝或遣使祭告，或诏修祠庙，或遥祭望祀，或颁赠秘典，种种褒崇祈愿，方式不一而足。其中仅祭告一项，就达百次之多。

明代皇家的祭岱活动还延伸到两位皇后在泰山封神，实现了佛道一统。这是泰山祭祀史上的又一重大变化。泰山封神的两位皇后，分别是“九莲菩萨”和“智上菩萨”。“九莲菩萨”是明神宗朱翊钧的生母李太后，谥号“孝定”，被万历皇帝封为“九莲菩萨”，神位安放泰山天书观（旧址在今泰安城区华侨大厦南）内奉祀。“九莲”系佛家语，也是“九品净土”的异称和“九品莲台”的简称。佛教密宗认为，九品莲台是佛祖、如来所居之地，是极乐世界。天书观是道教庙宇，在此供奉佛像“九莲菩萨”是为佛道一统，首开两教融合的先例。“智上菩萨”是明毅宗崇祯皇帝朱由检的生母刘太后，崇祯5岁时英年早逝。毅宗继位后即封其母为“智上菩萨”，并在泰山南麓修建“圣德天庆宫”，与天书观结为一体，奉祀神位。“智上”也是佛家语，意为智慧无边，与“九莲菩萨”并立一处，也体现了佛道一统。明代两位皇后在泰山封神，尽管不能挑战泰山女神碧霞元君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却平添了世俗化成分，缩短了人与神的距离，促进了泰山祭神活动的民间化和大众化。

清代的泰山祭祀从顺治皇帝开始，康熙、雍正、乾隆诸帝继后，不仅委派官员到泰山致祭，有时还亲临泰山礼祀。有清一代泰山祭祀最明显的变化有两点：

一是从政治文化上建立了满汉“一体化”，巩固了大清版图的集中统一。康熙帝为论证清廷入主中原的合法性，曾派要员对长白山和泰山的地貌特征、地质结构等作了系统考察，亲撰《泰山龙脉论》一文。开篇云：“古今论九州山脉，但言华山为虎，泰山为龙。地理家亦仅云泰山特起东方，张左右翼为障，未根究泰山之龙于何处发脉。朕细考形势，深究地络，迁人航海测量，知泰山实发龙于长白山也。”（《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卷二七）显然，《泰山龙脉论》是一篇“统战”文章，旨在为中原和长白山“一体”寻找理论根据，将泰山与长白山密切联系在一起，对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是大有裨益的。康熙皇帝主政期间曾3次亲祭泰山、7次遣官致祭，以实际行动强化了大一统的观念。

二是乾隆皇帝朝拜泰山神时抛弃了政治意念，开启了泰山旅游时代。乾隆是来泰山次数最多的皇帝，从乾隆十三年（1748）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先后10次涉足泰山，其中6次登峰礼祀碧霞元君，行程中均带有明显的游览观光性质。这在他的诗中得到了体现，如在《谒岱庙作》中写道：“肃拜无私祷，抒诚心始安。”其心境与民间朝拜泰山神已经没有多少差别。在另一首《题封禅事》诗中则写道：“登封降禅古来传，总属夸为可鄙旃。”公开批判了封禅的虚浮。诗言志。乾隆皇帝的诗句，表明在最高统治者的心目中泰山只是一座值得朝拜的神圣之山和观光胜地。

综上所述，可知泰山祭祀形式的流变，反映了古人对泰山神灵崇拜观念的变迁，同时也折射了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思想的逐渐开化。远古社会部落首领们的祭祀泰山，体现了由对大自然的敬畏感引发的物象崇拜。到舜帝时，才萌生了模糊的上帝意识，柴望泰山的目的并非易姓而王后的报功于天，而是告知自己承继禅位，祈求天帝保佑。迨至夏、商、周三代，就有了完整意义上能够统领自然与社会的至上神——天帝的概念，如《尚书》记载的夏人之“天”、殷人之“帝”、周人之“天”，其性质都是一样的，共尊上苍为天帝。在史前三代，天帝成为最高的主宰者，反映在泰山祭祀中则是对礼制等级的推重。在战国的封禅说中，形成了明确的天帝观，泰山遂成为一代王者向天帝报功的神坛。秦、汉两朝是社会大转折的时代，也是天帝观发生变化的时期。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帝国后，始有“皇帝”称谓，而“汉承秦制”，同样集权于皇帝。作为至上神的天帝，顺理成章地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由四岳附会而成的四帝，发展到由五岳延展的五帝。《史记·秦本纪》有“作西畤，祠白帝”的记载，说明秦始皇封禅泰山极有可能以“白帝”为至上神。而后的汉武帝则以“太一”为至上神，有《史记·封禅书》的记载“封泰山下东方，如郊祠太一之礼”、“及五年修封，则祠太一”为证。显然，这个“太一”在汉武一朝被提升为至上神，其尊位大大高于五帝。由此推知，汉武东封泰山祭祀的可能就是“太一”神衹。王莽改立新朝，至上神“太一”演变为“皇天上帝”。王莽封禅泰山的宏愿虽然没能实现，但他的祀神理念却传承下来。其后或称“天”，或称“昊天”，一直沿用“皇天上帝”这一称谓，概念没有大的变化而趋于稳定。不论唐宋皇帝封泰山为“王”，还是为“帝”，均是这一称谓的人格化外延。元明清三朝虽然改封禅大典为遣官致祭，但“皇天上帝”的宗教观却没有根本变化，泰山的神圣地位也没有产生过动摇。故，历史上帝王祭祀泰山的礼仪革新，是与他们崇奉的不同神灵密切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