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涉艺途的赵丹(三)
发布日期:2020-09-14 15:36 浏览次数:

三、标新立异

新中国成立后,赵丹主演的《乌鸦与麻雀》(1950)、《武训传》(1951)、《为了和平》(1956)、《李时珍》(1956)、《海魂》(1957)、《林则徐》(1958)、《聂耳》(1959)、《烈火中永生》(1965)等影片先后上映,塑造了武训、江浩、李时珍、陈春官、林则徐、聂耳、许云峰等熠熠生辉的银幕形象,代表了新中国50-60年代电影表演艺术的最高水平。这个期间,赵丹还被选举为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并担任中国影协和中国剧协常务理事、中国影协上海分会副主席等职,并于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赵丹表演艺术的标新立异,在现当代中国艺坛上可谓人尽皆知,耳熟能详。正是这种独立特行的创新精神,成就了一代著名表演艺术家的事业辉煌。

赵丹的标新立异,是与他的创新精神分不开的。早在排练苏联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话剧《大雷雨》时,赵丹就表现了革故鼎新、勇于创造的超越精神。排练伊始,导演章泯对蓝苹饰演的卡杰林娜角色讲解的细致透彻,而对饰演主角奇虹的赵丹只说了“懦弱无能,听凭母亲摆布”10个字。这让望眼欲穿的赵丹不能忍受,为此还生了章泯的气,耍了一回不辞而别的小孩子脾气。回家后经爱妻叶露茜开导,赵丹方才恍然大悟。原来导演的“顾此失彼”,旨在鼓励赵丹独立创新地塑造舞台形象。于是,赵丹心头一亮,暗下决心:自己搞戏少说已有十来年,在剧坛、影坛还有点名气,何必还要导演牵着鼻子走?要想成为艺术家,就得创造点自己的东西。导演未能分析自己饰演的角色,就没有条条框框的约束,可任凭自己创造,这是件好事!赵丹把剧本重新看了一遍,在稔熟整个剧情的前提下,重点研究剧中的奇虹这个人物:他是地主家中的独子,从小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那是一个罪恶深重的“黑暗王国”,那里的人们不知道外界的变化,相信种种愚昧荒诞的谣言和地狱天堂的荒谬邪说。统治这片天地的,是他蛮横的母亲卡巴诺娃和鲍里斯的叔叔——商人提戈意。他们把穷人当作奴隶,利用穷人的廉价劳动力攫取暴利。他们紧关大门,生怕外人看见自己虐待家人的罪恶,这里的一切生机都遭到扼杀、窒息。正是这样恶劣的境遇,养成了奇虹愚蠢无知、萎靡不振、软弱无能的性格。然而,他也是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人,在他怯懦丑陋的外形内,还有一颗质朴、美好的心灵。如何演好奇虹这个角色呢?赵丹想到排演《娜拉》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领悟到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必须要像在角色生活环境中一样,准确地、合乎逻辑地、有顺序地像角色那样去思想、希望、企求和动作。根据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这一创作思想,赵丹在《娜拉》一剧中采取“以正求反”法,成功塑造了海尔茂的舞台形象。而《大雷雨》剧中的奇虹却不像海尔茂那样外貌高雅而内心虚伪丑恶,恰恰相反,奇虹外形懦弱丑陋,心灵却淳朴善良。想到这里,一种新的念头油然而生——与演海尔茂相反,以反求正,赋予他怯弱丑陋外形和动作,然后随着剧情的发展,一点点,一层层,像剥竹笋那样剥开其内心世界。塑造奇虹的路子找到了,赵丹又根据自己的舞台表演经验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去寻找奇虹的影子。忽然,他忆起了早年在南通城里常见的一个傻子,他身子细,脑袋大,见人就傻笑,呆头呆脑,外形奇丑,举止可笑,路人常拿他取笑,喊他“大头娃娃”。赵丹回想起了他不少的言语、丑态,居然在当天夜里还梦见了这个傻子。一早醒来,赵丹就设计好了塑造奇虹形象的几种形体动作,去排演的路上,竟然情不自禁地对着街头橱窗玻璃表演起来,随即抓住不期而遇的朱今明,又补充了几个南通傻子的惯用动作,进一步作了完善。然而,到了排演现场,赵丹几个动作一套演,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有人说:“这是喜剧里、甚至闹剧里的人物形象,决不应该出现在庄严的悲剧中。”蓝苹还当着导演章泯的面说:“阿丹这样创造,将会破坏了悲剧的严肃性。”赵丹觉得很不自在,满腔的创作热情,遭到的却是一股股冷风,说不定导演还会劈头盖脸地浇一盆凉水。

没有想到,赵丹的估计完全错了。一向不苟言笑的章泯竟一反常态,向恐慌不安的赵丹笑着点了点头,说:“阿丹,一个艺术家,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自己的创造,走自己的路。”接着十分坚毅地说:“我支持你!”转忧为喜的赵丹没日没夜沉醉在奇虹的生活境遇中,细细体味着所扮角色的思想感情,设计着人物的言行举止,认真表演着剧中的每一个细节。有人还在暗暗嘀咕,阿丹的标新立异,说不定会闹出大洋相。正式演出那天,剧场里座无虚席,观众凝神聚目审视着赵丹这位蜚声剧坛、影坛的明星,欣赏着他出神入化的精彩表演,透过角色丑陋的外表,发现了他忠厚善良的内心世界。最后,当绝望的卡杰林娜投河自尽,奇虹抱着她的遗体,忍无可忍地、爆炸性地对着他的母亲怒吼道:“妈妈!是你害死了她的!是你害死了她的!……”全场都被赵丹的动情表演震惊了。大幕徐徐落下,整个剧场一片寂然,没有掌声,也没有议论声,观众们都沉浸在强烈起伏的情感中。赵丹与蓝苹等人维妙维肖的表演,是何等的真实、深沉!朱今明的舞台设计是何等的身临其境!“哗,哗——”回过神来的观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像天河决口,铺天盖地,排山倒海。……赵丹就是靠这种独创精神,赢得了观众,确立了明星地位。

赵丹的标新立异,是用锲而不舍的艺术追求换来的。其中,值得一书的是一波三折的影片《乌鸦与麻雀》。这是一部反映上海市民生活、再现国民党统治末日景象的影片。剧本由时任昆仑影业公司编导委员会副主任陈白尘执笔,沈浮、赵丹、王林谷、徐韬共同参与编创。根据赵丹的意见,该剧定名为《乌鸦与麻雀》。为使电影剧本能够顺利通过国民党当局的审查,赵丹等人删掉了一些关键的场景与对话,将简本送交电影检查处,而徐韬则仍照原本进行导演。不料这个秘密很快就被国民党当局察觉,1949年4月下旬的一天,几个身穿灰制服的国民党电影检察处官员突然闯进昆仑影业公司,对赵丹等人横加斥责:“该片鼓动风潮,扰乱治安,破坏政府威信,违反戡乱法令,必须立即停拍。”说罢还蛮横地查抄了已拍的底片,送往“非常时期文化委员会”和“特别庭”审查。摄制组表面上奉命停拍,暗地里却将布景保留下来。为防不测,他们将剧本藏在摄影棚顶破麻袋包着的稻草里。根据不同情况,他们有时白天拿出来修改,夜里藏进去;有时夜间拿出来修改,白天藏进去,与国民党检查机关捉起了“迷藏”。就这样,他们一直坚持斗争到上海解放。

1949年9月,停机5个月的《乌鸦与麻雀》终于重见天日,得以继续拍摄。这部电影云集了赵丹、黄宗英夫妇以及孙道临、上官云珠、李天济、魏鹤龄、吴茵等一代影星。剧中人物在演员们的心中孕育已久,呼之欲出。尤其是“小广播”肖老板这个剧中人物,基本上是根剧赵丹的构思创作出来的。赵丹对自己所饰肖老板的言行举止,可谓心领神会。他不用别人准备服装,也不要他人化妆,自己跑到服装库里挑了一些服饰,又去化妆室自己动手往脸上加了点眉毛、胡子,活脱脱就是一个“小广播”了。在拍摄“小广播”夫妇借钱去轧金子、顶房子这场戏时,导演郑君里要赵丹这里摸摸,那里走走,以表现“小广播”做黄金梦的神态。这时黄金跌价的消息传来,肖太太(吴茵饰)大哭大骂起来。在表演中,吴茵刚哭出声来,赵丹就向导演摆着手嚷道:“停机!停机!”赵丹进一步酝酿感情,大约过了七八分钟,导演又挥手让摄影师开拍。饰演肖太太的吴茵正涕泪横流地哭着,痛快淋漓地骂着,忽听得赵丹又嚷嚷道:“停机!停机!”郑君里只好下令停止拍摄,与赵丹商议了一阵,才第三次开拍。当吴茵的哭骂接近尾声时,赵丹又嚷了起来:“停机!停机!”摄影机第三次停下。吴茵有点生气地瞪着赵丹:“你干吗老走神?”赵丹面带歉意地说:“实在进不了戏,感情过不去。”导演尊重赵丹的意见,不强人所难,当即宣布停机,第二天再拍。回到家里,赵丹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干脆弄来二两老酒、一碟花生米,边喝酒边半躺在藤椅上想剧情。不一会儿,赵丹进入了角色。可他站起来一走动,剧中人物就没有了;一躺下,剧中人物又活跃起来。就这样,他躺躺走走,反反复复,一直折腾到天亮。黄宗英知道丈夫在想戏,也不加干涉。上午赵丹去拍摄现场试镜,只见他往藤椅上一躺,喝喝老酒,嚼嚼花生米,活灵活现地表现出“小广播”做黄金梦的神态。《乌鸦与麻雀》于1950年初上映,以寓意深刻、艺术手法生动完美、编导演俱佳获得广泛赞誉。《中国电影发展史》评价道:“赵丹扮演的肖老板尤其突出,他把肖老板这个人物身上那种小市民的性格和气息,渲染得淋漓尽致,极为生动鲜明。”赵丹在总结经验时曾深有体会地说:“我认为最可贵的是创作激情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政治感情,我们意识到通过影片揭露敌人,推动人民走向团结和斗争,走向新的生活。二是来自生活的实感,而生活与创作者自己那样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它激励着我们,不吐不快。”

然而,1957年在文化部举行的“1949~1955年优秀影片奖”评比中,《乌鸦与麻雀》却被初评为故事片银质奖(二等奖)。一天,赵丹见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毛主席对赵丹说:“啊,听说他们不肯给一等奖?他们是有宗派啊!恩来同志打了抱不平啊!”周总理说:“是,打了抱不平。”总理专门给政治局打了报告,批评了文化部,说这个戏如实地揭露了蒋家王朝,这些同志在白区白色恐怖的情况下拍的,为什么不给一等奖?难道只有延安的同志才能得一等奖吗?认为该给这部影片一个应得的地位。于是,文化部进行了复评,最终评奖名单揭晓时,《乌鸦与麻雀》和《钢铁战士》《白毛女》《董存瑞》《渡江侦察记》一起被评为一等奖,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里程碑。同时,赵丹还荣获“优秀影片个人一等奖”,奠定了“影帝”地位。实践证明,中央高层领导人对这部影片的重视是有道理的。31年后的1981年,《乌鸦与麻雀》在美国第二十五届旧金山国际电影节上作为“中国特别节目”映出,获得广泛好评。

赵丹的标新立异,是认真体验生活的结晶。2015年8月7日,90岁高龄的黄宗英在“纪念人民艺术家赵丹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回忆说:“我们那时候在昆仑电影公司,接了党的任务去拍《武训传》。一说电影要拍,赵丹就到服装间借了霉味很重很破的棉袄,我洒了花露水晒了两天,之后他就天天穿着。然后他吃饭也不上桌了,我说离电影开拍还早呢,你先来桌上吃,他说:‘我要现在在桌上吃,我在戏里就不会在地上吃,就不知袖子往哪搁了。’他就这么进了戏了。”为了演好武训,赵丹亲赴武训的家乡——山东堂邑县(今并入冠县)柳林镇武庄体验生活。在前往堂邑的途中,赵丹顺道回了一趟老家肥城。“赵丹回到了阔别三十余年的故居,当年从南通第一次还乡时背他登泰山的长兄(赵凤翔),已被山间的风霜染白了鬓发,显得迟钝、麻木了,然而,提起武训,他那混浊的眼睛里闪起了光:‘他就是庄稼人,要饭的……心眼可善良着呢……’从肥城到聊城以西的堂邑,赵丹接触了各种人物,听取了各种见解,破落的老年绅士说:‘咱武老先生,是山东的圣人,连皇帝都赏赐过黄马褂……’平民百姓则说:‘武先生不是神,是人,是为穷苦人行好事的好人。’真是什么人说什么话,这就提醒赵丹在塑造武训时一定要有分寸,有立场。”在体验生活的武庄,他经常穿着乞丐的褴褛破衣行走街头,达到了“人戏不分”的地步,全身心地进入了角色。为了掌握鲁西农民的内在气质,赵丹在武训的故乡交结了一些朋友,其中有位地道的庄稼人,短短的身材,粗粗的而又微微向里弯的腿。赵丹每天清晨四五点钟就起床,向他学习脚筛面粉。这位庄稼人用脚筛面粉时,面前还挂着一个木梆子,用手打出动听的点子,活像自奏着音乐在那里跳舞。赵丹便问:“为什么不让手歇着?”他说:“歇着干啥?”问他:“打点子有什么用?”他说:“可以解瞌睡。”晚上,他喜欢参加赵丹他们举办的晚会,自告奋勇表演节目,学狗打架,学青蛙叫,一边叫还一边跳,可爱极了,活泼极了。通过与这位庄稼人的交往,赵丹洞察到了鲁西农民的内心世界。赵丹还与武训师范学校一位校长的儿子交了朋友。他才七八岁,一脸土,见人只是傻笑,一句话也不说,与他成了朋友,他也不说话。与赵丹同行的孙小弟(扮演幼年武训的小演员),和他见了面就摔跤。孙小弟总是胜,对方总是跌倒了爬起来再摔,无论摔得多么重,还总是笑。看着生活中的这一幕,赵丹揣摩透了武训的顽强而乐观的个性特征。深入乡土生活,给赵丹留下了深刻的难以忘怀的印象。临别时,乡亲们一个个噙着泪花拜求赵丹:好生把长眠在地下的武老先生演活、演好啊!顿时,武训的生平事迹及故土关于他的种种传说联到了一起,耳边响起了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作的《武训舞之收场插曲》——“我们是武训的队伍,我们是创造的好汉,我们是中国的小先生,提着文化为公的花篮,要献给四万万五千万,只要是为苦孩子造福,我们讨饭也干!”武训的精神,民众的厚望,强烈地鞭策着赵丹。回到昆仑公司,赵丹与编导孙瑜及黄宗英、吴茵、张翼、王蓓等人以及摄影组的同仁,反复磋商,重新拍摄了不少镜头,不断修改,精心剪辑,尽最大努力,真实地将武训搬上了银幕。为追求艺术真实,赵丹不惜伤及身体。黄宗英回忆说:“戏里的武训要被人打,拍完戏他回家也伤痕累累,因为他要求对方真踢真打。”

1951年元旦影片《武训传》上映后,引起强烈反响。据赵丹的大女儿赵青在崔永元的《电影传奇》节目中回忆,当时上海各大影院连续数月放映《武训传》,街头到处都是巨幅海报。行人见了赵丹,都围着叫他“武训”。赵丹也曾私下表示,《武训传》是他演得最好的一部戏。中国文化界和文艺界的许多知名人士纷纷撰文,祝贺电影《武训传》的成功。《光明日报》《工人日报》《新民报》《天津日报》《进步报》《新闻日报》《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及《大众电影》《北京文艺》等报刊,介绍、推荐与评论《武训传》的文章风起云涌,好评如潮。短短4个多月内,仅北京、上海、天津3市的媒体就刊发了50余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稿。看到自己的艺术创作得到了这么多的肯定和赞扬,赵丹在《大众电影》上发表了连载文章《我怎样演“武训”》,回应广大观众的厚爱。如此盛况,在中国电影史上堪称炫目的一页。

赵丹的标新立异,是他忘我工作精神的回报。在拍摄电影《李时珍》之前,作为主演的赵丹可谓全神贯注,心无旁骛,下足了功夫。此片由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夏衍和电影局长阳翰笙拍板决定,电影剧本出自老作家张慧剑之手。由于剧作者第一次试水影视作品,所以本子中戏份不多。这就难为了导演沈浮和主演赵丹,不得不展开想象的翅膀,呕心沥血进行再创作。为了拍好这部电影,赵丹认真看过剧本后,认为原创没有形象的刻画,只是客观地、干巴巴地叙述,更严格地说,只有素材的剪辑与堆砌,与成熟的电影剧本还相差甚远。于是,赵丹去查阅资料、细读《明史·李时珍传》和《本草纲目》,边看边冥思苦想着一些故事情节,不知不觉一个星期过去了,怎么也想不出连台好戏。困难之中,他和沈浮一起,互相启发,互相补充,共同修改剧本,不惜搜肠刮肚,将各自私生活中的细节加到戏里,逐步丰满着李时珍的形象。他俩你说我凑,渐渐的,李时珍的形象活现在赵丹的眼前。联系到剧本提供的材料,赵丹颇有感慨地说:“李时珍的身世还真坎坷,刚踏上从医的道路,包乡绅就向他发难,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片黑暗——楚王府乌漆一团;方士们施尽伎俩;太医院的官僚昏庸无度;武当山道士不通人情,使李时珍多年的心血结晶化作灰烬,付之东流……一直到死,还没见重修过的《本草纲目》刻印出来,他一直就象逆水行舟……”“对。”沈浮接过话茬道,“‘逆水行舟’,全剧就用这个思想贯串起来……”“每当李时珍遇到挫折的时候,就用‘逆水行舟’的镜头勉励他,”赵丹说,“这样反复运用,突出李时珍的典型性格,给人以启迪和鼓舞。”初次写电影剧本的张慧剑根据赵丹和沈浮的意见,先后六易其稿,将完善的本子交给了剧组。在拍摄之前,赵丹与导演约法三章:摄制《李时珍》,决不从理性与概念出发,必须从人物及其生活出发,再三强调采用斯坦尼的创作方法:“如果创造状态是某一些内外条件所造成的结果,那就应该毫无例外地研究所有这些条件,以便在内心把演员的创造力量全动员起来。”为此,赵丹研究了各类草药的性能,并故意找中医把脉“看病”,借机观察中医诊断、处方、配药等专业性动作。为了真实地再现生活在明代的李时珍形象,赵丹摈弃了化装师套用京剧服装的做法,率先垂范并倡导其他演员穿戴明式服装起居,在生活中体验明人的一招一式。这种一丝不苟执著艺术的精神,使戏中的赵丹忘掉了一切,甚至将老婆孩子也抛到了脑后。

这个期间,赵丹给久别的妻子黄宗英写信,一边写一边走神到剧情中去了,结果不仅自家的地址记不清,就连老婆的名字也模糊了,误作“黄宗宗”。幸好邮递员十分负责,才把地名、人名均错的信件交到黄宗英手上。对此,黄宗英哭笑不得,于是提笔回信调侃道:“赵丹夫君爱鉴:因君之来函上姓名地址均有错误,辗转延误,方得此万金家书。今郑重警告:本人黄氏宗英,年三十一岁,家住××路××号×楼,与君子1948年结发为夫妻,为君生儿育女,幸勿相忘。我想,你还不至于回家一推门时叫我一声大嫂吧?”资深演员牛D回忆说:“上影厂筹拍《鲁迅传》,赵丹等不及人物造型定稿,就留起了鲁迅式的胡须,抽烟抽到根,喝酒只喝绍兴酒,把卧室布置成鲁迅卧室的样子,用毛笔模仿鲁迅的笔触写作文章,上街也穿着鲁迅式的长袍……”赵丹的艺术成就,就是用这种“迷”和“魔”铸造的,他曾说:“表演就是地狱之门。敢于做演员的人,敢于在这条路上走到底的人,都要有闯地狱的勇气。”痴迷、着魔艺术的执著精神,使赵丹扮演的李时珍形象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准确地把握了李时珍的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随着年龄的递增和环境的变迁,把角色青年时的稚真倔强、中年时的执著追求和进入老年后的敦厚深沉,表演得细致入微,形神毕肖。电影《李时珍》无疑是成功的,除在国内持续上映外,还在1957、1979、1981诸年中,先后在英国、西班牙、美国、法国的国际电影节上映出,备受好评。

接下来,赵丹继续发扬标新立异的独创精神,夜以继日地全身心投入演艺事业。电影《海魂》是在“大跃进”时期拍摄的,赵丹坚决反对影片制作忽视质量的“突飞猛进”,始终坚持进度服从质量的原则,不容许任何粗制滥造的细节玷污银幕。在他的影响带动下,与崔嵬、高博、康泰、刘琼、陈述、王丹凤等人一起努力,呈现在银幕上的群体形象,一个个性格鲜明,光彩照人,均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1959年,《海魂》在捷克斯洛伐克参加了“第十届劳动人民电影节”,获“为世界和平而斗争”二等奖。他饰演的林则徐,在表演上吸收了中国写意画中大落笔的手法,从人物形象的整体把握和规定情景出发,全局在胸,张弛有度,感情真挚浓烈,气势宏伟磅礴,创造了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上反帝爱国的民族英雄形象;他所塑造的聂耳,脉络清晰,层次分明,性格鲜明,时代感强,充满了浓郁的浪漫气息和明朗的幽默色彩。电影《烈火中永生》谱写了一曲缅怀、歌颂革命烈士的悲壮颂歌,也是他生前拍摄的最后一部影片。他塑造的革命烈士许云峰,是一个坚毅沉着、正气凛然、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表现了共产党人坚不可摧的革命意志和视死如归的高风亮节。这些不朽的形象,都是镶嵌在社会主义电影银幕上的明珠,具有征服观众的力量。


编辑:(赵学法
信息来源: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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