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山东半岛沿海的青岛，自19世纪末被德国占领后，因为其面向黄海、腹地广阔的优越位置，逐渐于20世纪初叶取代了比它早开埠29年的烟台，一跃成为进入中国北方内陆省份的重要口岸。由于青岛气候适宜，距离北京又不太远，所以当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逊清的王公贵族、高官大吏先后隐退青岛做“寓公”者多达百余人。赵尔巽就是其中的著名人物之一。

由于前清同僚故交纷纷隐退青岛，所以赵尔巽并不寂寞。在青岛期间，他与前朝状元陆润庠、工部尚书吕海寰以及在前清担任过要职的周馥、劳乃宣等组成了“十老会”，时常宴饮聚会，互相唱和，似乎将青岛当成了一处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然而，在赵尔巽的心目中，时时刻刻都没有忘记已经覆亡的大清朝。1914年，前清隆裕太后因病去世，赵尔巽等遗老们闻讯如雷轰顶，相约在青岛海关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公祭活动。那天，赵尔巽因悲伤过度，一度染病在床，万念俱灰。[1]由此可见他的大清情结多么深重。

中国历朝历代都有遵照惯例为前代修纂史书的传统。中华民国成立之后，自然也尊重这一成例，开始着手为前清编纂历史。1914年初，北洋政府国务院为请设清史馆事呈文大总统袁世凯，经国会通过后，同年3月9日袁世凯正式批准成立清史馆，馆址设于北京东华门内。袁世凯政府发布公告称：大清开国以来，文物典章，灿然具备，远则开疆扩土，有关历史之光荣；近则革故鼎新，尤重贞元之绝续。迨共和宣布，让德昭垂，我中华民国特颁优待条文，允彰崇德报功之典。特是记载尚缺，观感无资，及兹文献未湮，徵求宜亟，应即如所请，设置清史馆，延聘通儒，分任编纂，踵二十四史沿袭之旧例，成二百余年传信之专书，用以昭示来兹，导扬盛美，本大总统有厚望焉。（参见朱师辙《清史述闻》）。

主编清史，需要找一位合适的担纲人。袁世凯经过周密考虑，选中了在青岛隐居的赵尔巽、于式枚和刘廷琛三人。在袁世凯亲自拟定的名单中，赵尔巽为馆长（总裁），其余二人分别为副馆长（副总裁）。为了尽快组成清史编纂班子，袁世凯委派秘书吴镠前往青岛敦请三人出山。开始，三人都没有答应袁世凯的邀请，刘廷琛甚至说：“大清朝的皇帝尚在宫中，大清还在，清廷还在，修的什么史啊？”但后来赵尔巽最先动摇了。一方面，袁世凯对他有知遇之恩，两人过从甚密，不便推辞；另一方面是吴镠的说词运用得当，告诉赵尔巽说：“次帅参加替大清朝修史立传，乃是歌颂大清朝功德之事，正是臣子报答故主的好机会。”这话正中赵尔巽的下怀，认为这是报效前清恩惠的难得机会，于是答应出山主持清史馆。同时，他向袁世凯特使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求北洋政府为在辛亥革命中被杀的三弟赵尔丰平反昭雪。（参见朱师辙《清史述闻》）

袁世凯政府急于拉拢当世名士，爽快地答应了赵尔巽的要求。1914年3月24日，北洋政府正式发布政令：“前川都赵尔丰当武昌起义时，将政权交还士绅自治，商定条件，于辛亥年十月初六退职，初七悬挂国旗，公明退让，造成民国。乃无端因乱被戕，现特予昭雪……”袁世凯政府的政令发出不久，赵尔巽就从青岛赴京开始了其服务民国政府的新生涯，并向袁世凯提出：“往代修史，即以养士，欲援旧例，以絷遗贤。”袁满口答应，并拨给充足经费。（参见李春光编《清代名人轶事辑览》）

但是，毕竟是服务于新的政权，有违于自己当初做“忠臣”的初衷。于是，赵尔巽自编了几句顺口溜作为搪塞：“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做清朝事，我吃清朝饭。”并自我标榜是“降汉不降曹”的关羽，公开宣称：“修《清史》是报故主之恩，不算是身仕二朝。”尽管如此，赵尔巽还是被前清遗老遗少们视为言行不一的“贰臣”，背后里没少挨骂。（参见同上书）

史馆初开，赵尔巽即以总裁身份“近取翰苑名流，远征文章名宿”，先后聘请提调陈汉第、李经蕃、金还、周肇祥、邵章等人。明确沈曾植、宝熙、柯劭忞、吴廷燮、缪荃孙、李家驹、劳乃宣、金兆蕃、吴士鉴、秦树声等人总纂；姚永朴、姚永概、袁金铠、张书云、张尔田、陈敬第、袁嘉谷、俞壁云、李葆恂等人协修；吴镠、李景濂、成昌、金兆丰、朱希祖、李哲明、朱方饴等人校正；朱孔彰、唐邦治、袁克文、金梁等人收掌。后来又增聘马其昶、刘师培、夏曾佑、王树楠、夏孙桐、奭良、瑞洵、朱师辙等人。其中沈曾植、宝熙等57人未到馆，尽管如此，尚有100余人先后进入清史馆。（参见朱师辙《清史述闻》）

《清史稿》文人圈为赵尔巽一手缔成，它主要有桐城古文派和八旗派两部分组成。桐城古文派以柯劭忞为首，八旗派以赵尔巽为旗。在实际撰述中，桐城派多主文，八旗派多主义；汉人主汉传，旗人主满传；汉人重列传，旗人重本纪。但是，两派成员因多来自清朝官宦，就歌颂清朝、宣扬忠君而言，则是一致的，故昔日之门户之见，即两派之学术旨趣在清史馆中渐趋一致。综合而言，两派之成员关系较为密切，诸如父子相随，兄弟相从，乡邻同呼，师生相望，同学相应，可谓人才济济。据统计，参与《清史稿》修纂的工作人员前后多达三百多人次，编纂时间长达14年之久，最后成书536卷，约2400万字。

《清史稿》一书为纪传体断代史。全书上起努尔哈赤称汗（1616），下至宣统三年（1911）。部分内容涉及辛亥革命之后的张勋复辟、溥仪离宫出走天津等民国时期的历史事件，前后贯通中国历史近300年。《清史稿》大部分内容依据《清实录》《清会典》《国史列传》及其他一些档案资料编成，修纂者将这些史料汇集起来，做了初步整理，使读者能够从中看到比较详细、系统的清代历史面貌，堪称研究清史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但是，由于参与撰写《清史稿》的作者大多为清室遗老，不可避免站在清王朝的立场看待清朝的一切，因此存有明显的“保皇”倾向，时常为清王朝评功摆好，大唱赞歌。而对推翻了清朝的革命党人则语含讽刺，极力否定。正因为这个原因，后来的国民政府曾经于1929年通令禁止此书的公开印行。此外，因全书成于众人之手，水平参差不齐，又因赵尔巽专业不精，故彼此照应不够，风格各异，完稿后又未经仔细审核，刊印时也没有经过认真校对，所以体例不一、繁简失当，以至于年月、事实、人名、地名等硬伤随处可见，留下许多遗憾。虽然《清史稿》的编校质量不如《二十四史》，但后人并没有断然否定《清史稿》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当代学界不少人将《清史稿》列入“二十五史”，将其视作一部参考价值较高的文本。这个认知，应该说是比较客观公正的。新编《清史》尽管在研究方法、治史原则、谋篇布局等方面不同于前书，但可信史资料却大量源自《清史稿》。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对《清史稿》的一种肯定。

在主持编纂清史的过程当中，赵尔巽可谓殚精竭虑，历尽艰难困苦。他坦承自己“盖既非史学之专，复值时局之多故，任大责重”，但考虑到“失今不修，后来益难著手”，因此再困难也“不敢诿卸”。他的部下金梁在其《四朝佚闻》中这样记述赵尔巽，“每日必至馆，视已成文史，闻有勒削，尝一日阅至两万字，精力滂魄如此。”1916年，全力支持赵尔巽编纂《清史稿》的袁世凯因称帝失败郁愤而死，清史馆的费用日趋紧张，几近停摆。面临这一变故，赵尔巽一方面节约开支，敦促同仁加快进度，多尽义务；另一方面凭借其过去在军政界的资望，厚着脸皮向各个军阀募捐。他昔日的部下张作霖、后来做了山东督军的莱州老乡张宗昌以及同为胶东人的吴佩孚等，感念赵尔巽的昔日恩惠，都给予了很大的资助，特别是张作霖出力尤甚。在赵尔巽去世后，张作霖根据赵尔巽生前的建议，续聘柯劭忞兼清史馆馆长，委派袁金铠督办刊印、管理经费。《清史稿》一书正是在这样的兵荒马乱的形势下，于1927年仓促编成。因为全书尚有很多细节没有定案，故没有直称为“清史”，而是以“稿”代称，表示不是“定本”的意思。可惜的是，赵尔巽本人并没有亲眼见到《清史稿》的正式刊印。他于1927年9月3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3岁。他死后的次年，即1928年，《清史稿》得以正式刊印。

主持编纂《清史稿》，是赵尔巽晚年岁月里最精彩的一笔，或许也是他这个进士出身的晚清官僚最值得后人称道的地方。与此相对比，他在袁世凯称帝时，与徐世昌、张骞、李经羲一起被尊为“嵩山四友”，以及1917年张勋复辟时被提名为枢密院顾问，1925年出任段祺瑞执政府的善后会议议长、临时参议院议长等“辉煌”的履历，就不值得一提了。

[1] 鲁勇著：《逊清遗老的青岛时光》，青岛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