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官箴铭的启示

从颜伯焘重刻官箴碑到被革职回乡，不过十六七年的时间，前后截然两副面孔。颜伯焘初任陕西延榆绥道台时，立碑自警，给人以廉洁勤政、秉公为民的良好形象，然而当他平步青云、成为封疆大吏以后，却变成了鲜耻寡廉、腐败无能的丑陋模样。其中的变数除封建官场日渐黑暗的环境熏染外，“高处不胜寒”的位尊而腐也是不可忽视的内在原因。颜伯焘的异化现象，值得后人深思。

颜伯焘的人生轨迹证明，官员的“公廉”仅靠说教约束个人、尤其是约束手握重权的高官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封建政治长河中，真正符合儒家道德操守的“清官”少之又少的根本原因。在“人治”社会里，统治者期望官员们通过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以期达到政权长治久安的目的。然而，符合执政要求和儒家道德规范的公廉之官毕竟凤毛麟角，指望极少数清官廉吏，无力改变贪腐官场规则，更不能扭转“人治”制度必然走向人亡政息的历史趋势。“公廉”文化由统治阶级内部洁身自好的清官创立，它的广泛流布，折射出的是百姓无奈的期盼。把政治清明寄托在清官个人身上，不能不说是封建制度的悲哀。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员的“公廉”既要靠自觉的道德修养，如郭晟、年富、顾景祥、颜希深父子等；更要靠铁的制度保障，失去制度这个樊篱，就难以罩住“人欲”这个魔鬼，如颜世第三代颜伯焘等。

尽管如此，“公廉”官箴作为百姓对执政者的美好期望和廉吏自警的座右铭，因其倡导的官德价值具有极强的伦理意义，很自然地融入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中，被长久继承下来。即便共和制的今天，其精神内核依然熠熠生辉，被纳入“以德治国”的理念。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自幼熟知官箴碑内容，担任总理期间，先后在多个场合向官员推荐西安碑林的官箴碑文，希望每个官员都能明白公廉道理，自觉做到天下为公，廉洁从政。朱镕基总理反复推荐这则官箴，自儆儆人，成为廉政教育的一段佳话。只惜有些官员没能按照朱总理的忠告去做，依然在腐败的不归路上接踵而行，重蹈覆辙。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操守问题，也不是德治能够解决的问题，必须从吏治方面查找漏洞，从制度方面弥补缺陷。

一阙官箴六百年，流转至今不泯灭，说明公廉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依然是执政者的必备和恪守。企望关进反腐制度笼子里的为官者，能够以官箴言自警自励，以实际行动传承弘扬公廉文化，为清明政治建设率先垂范，掌公正之权，行廉洁之风，留得公廉名声在人间。

主要参考文献：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

［民国］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中华书局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