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标新立异

新中国成立后，赵丹主演的《乌鸦与麻雀》(1950)、《武训传》（1951）、《为了和平》(1956)、《李时珍》(1956)、《海魂》(1957)、《林则徐》(1958)、《聂耳》(1959)、《烈火中永生》(1965)等影片先后上映，塑造了武训、江浩、李时珍、陈春官、林则徐、聂耳、许云峰等熠熠生辉的银幕形象，代表了新中国50-60年代电影表演艺术的最高水平。这个期间，赵丹还被选举为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并担任中国影协和中国剧协常务理事、中国影协上海分会副主席等职，并于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赵丹表演艺术的标新立异，在现当代中国艺坛上可谓人尽皆知，耳熟能详。正是这种独立特行的创新精神，成就了一代著名表演艺术家的事业辉煌。

赵丹的标新立异，是与他的创新精神分不开的。早在排练苏联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话剧《大雷雨》时，赵丹就表现了革故鼎新、勇于创造的超越精神。排练伊始，导演章泯对蓝苹饰演的卡杰林娜角色讲解的细致透彻，而对饰演主角奇虹的赵丹只说了“懦弱无能，听凭母亲摆布”10个字。这让望眼欲穿的赵丹不能忍受，为此还生了章泯的气，耍了一回不辞而别的小孩子脾气。回家后经爱妻叶露茜开导，赵丹方才恍然大悟。原来导演的“顾此失彼”，旨在鼓励赵丹独立创新地塑造舞台形象。于是，赵丹心头一亮，暗下决心：自己搞戏少说已有十来年，在剧坛、影坛还有点名气，何必还要导演牵着鼻子走？要想成为艺术家，就得创造点自己的东西。导演未能分析自己饰演的角色，就没有条条框框的约束，可任凭自己创造，这是件好事！赵丹把剧本重新看了一遍，在稔熟整个剧情的前提下，重点研究剧中的奇虹这个人物：他是地主家中的独子，从小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那是一个罪恶深重的“黑暗王国”，那里的人们不知道外界的变化，相信种种愚昧荒诞的谣言和地狱天堂的荒谬邪说。统治这片天地的，是他蛮横的母亲卡巴诺娃和鲍里斯的叔叔——商人提戈意。他们把穷人当作奴隶，利用穷人的廉价劳动力攫取暴利。他们紧关大门，生怕外人看见自己虐待家人的罪恶，这里的一切生机都遭到扼杀、窒息。正是这样恶劣的境遇，养成了奇虹愚蠢无知、萎靡不振、软弱无能的性格。然而，他也是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人，在他怯懦丑陋的外形内，还有一颗质朴、美好的心灵。如何演好奇虹这个角色呢？赵丹想到排演《娜拉》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领悟到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必须要像在角色生活环境中一样，准确地、合乎逻辑地、有顺序地像角色那样去思想、希望、企求和动作。根据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这一创作思想，赵丹在《娜拉》一剧中采取“以正求反”法，成功塑造了海尔茂的舞台形象。而《大雷雨》剧中的奇虹却不像海尔茂那样外貌高雅而内心虚伪丑恶，恰恰相反，奇虹外形懦弱丑陋，心灵却淳朴善良。想到这里，一种新的念头油然而生——与演海尔茂相反，以反求正，赋予他怯弱丑陋外形和动作，然后随着剧情的发展，一点点，一层层，像剥竹笋那样剥开其内心世界。塑造奇虹的路子找到了，赵丹又根据自己的舞台表演经验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去寻找奇虹的影子。忽然，他忆起了早年在南通城里常见的一个傻子，他身子细，脑袋大，见人就傻笑，呆头呆脑，外形奇丑，举止可笑，路人常拿他取笑，喊他“大头娃娃”。赵丹回想起了他不少的言语、丑态，居然在当天夜里还梦见了这个傻子。一早醒来，赵丹就设计好了塑造奇虹形象的几种形体动作，去排演的路上，竟然情不自禁地对着街头橱窗玻璃表演起来，随即抓住不期而遇的朱今明，又补充了几个南通傻子的惯用动作，进一步作了完善。然而，到了排演现场，赵丹几个动作一套演，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有人说：“这是喜剧里、甚至闹剧里的人物形象，决不应该出现在庄严的悲剧中。”蓝苹还当着导演章泯的面说：“阿丹这样创造，将会破坏了悲剧的严肃性。”赵丹觉得很不自在，满腔的创作热情，遭到的却是一股股冷风，说不定导演还会劈头盖脸地浇一盆凉水。

没有想到，赵丹的估计完全错了。一向不苟言笑的章泯竟一反常态，向恐慌不安的赵丹笑着点了点头，说：“阿丹，一个艺术家，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自己的创造，走自己的路。”接着十分坚毅地说：“我支持你！”转忧为喜的赵丹没日没夜沉醉在奇虹的生活境遇中，细细体味着所扮角色的思想感情，设计着人物的言行举止，认真表演着剧中的每一个细节。有人还在暗暗嘀咕，阿丹的标新立异，说不定会闹出大洋相。正式演出那天，剧场里座无虚席，观众凝神聚目审视着赵丹这位蜚声剧坛、影坛的明星，欣赏着他出神入化的精彩表演，透过角色丑陋的外表，发现了他忠厚善良的内心世界。最后，当绝望的卡杰林娜投河自尽，奇虹抱着她的遗体，忍无可忍地、爆炸性地对着他的母亲怒吼道：“妈妈！是你害死了她的！是你害死了她的！……”全场都被赵丹的动情表演震惊了。大幕徐徐落下，整个剧场一片寂然，没有掌声，也没有议论声，观众们都沉浸在强烈起伏的情感中。赵丹与蓝苹等人维妙维肖的表演，是何等的真实、深沉！朱今明的舞台设计是何等的身临其境！“哗，哗——”回过神来的观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像天河决口，铺天盖地，排山倒海。……赵丹就是靠这种独创精神，赢得了观众，确立了明星地位。

赵丹的标新立异，是用锲而不舍的艺术追求换来的。其中，值得一书的是一波三折的影片《乌鸦与麻雀》。这是一部反映上海市民生活、再现国民党统治末日景象的影片。剧本由时任昆仑影业公司编导委员会副主任陈白尘执笔，沈浮、赵丹、王林谷、徐韬共同参与编创。根据赵丹的意见，该剧定名为《乌鸦与麻雀》。为使电影剧本能够顺利通过国民党当局的审查，赵丹等人删掉了一些关键的场景与对话，将简本送交电影检查处，而徐韬则仍照原本进行导演。不料这个秘密很快就被国民党当局察觉，1949年4月下旬的一天，几个身穿灰制服的国民党电影检察处官员突然闯进昆仑影业公司，对赵丹等人横加斥责：“该片鼓动风潮，扰乱治安，破坏政府威信，违反戡乱法令，必须立即停拍。”说罢还蛮横地查抄了已拍的底片，送往“非常时期文化委员会”和“特别庭”审查。摄制组表面上奉命停拍，暗地里却将布景保留下来。为防不测，他们将剧本藏在摄影棚顶破麻袋包着的稻草里。根据不同情况，他们有时白天拿出来修改，夜里藏进去；有时夜间拿出来修改，白天藏进去，与国民党检查机关捉起了“迷藏”。就这样，他们一直坚持斗争到上海解放。

1949年9月，停机5个月的《乌鸦与麻雀》终于重见天日，得以继续拍摄。这部电影云集了赵丹、黄宗英夫妇以及孙道临、上官云珠、李天济、魏鹤龄、吴茵等一代影星。剧中人物在演员们的心中孕育已久，呼之欲出。尤其是“小广播”肖老板这个剧中人物，基本上是根剧赵丹的构思创作出来的。赵丹对自己所饰肖老板的言行举止，可谓心领神会。他不用别人准备服装，也不要他人化妆，自己跑到服装库里挑了一些服饰，又去化妆室自己动手往脸上加了点眉毛、胡子，活脱脱就是一个“小广播”了。在拍摄“小广播”夫妇借钱去轧金子、顶房子这场戏时，导演郑君里要赵丹这里摸摸，那里走走，以表现“小广播”做黄金梦的神态。这时黄金跌价的消息传来，肖太太（吴茵饰）大哭大骂起来。在表演中，吴茵刚哭出声来，赵丹就向导演摆着手嚷道：“停机！停机！”赵丹进一步酝酿感情，大约过了七八分钟，导演又挥手让摄影师开拍。饰演肖太太的吴茵正涕泪横流地哭着，痛快淋漓地骂着，忽听得赵丹又嚷嚷道：“停机！停机！”郑君里只好下令停止拍摄，与赵丹商议了一阵，才第三次开拍。当吴茵的哭骂接近尾声时，赵丹又嚷了起来：“停机！停机！”摄影机第三次停下。吴茵有点生气地瞪着赵丹：“你干吗老走神？”赵丹面带歉意地说：“实在进不了戏，感情过不去。”导演尊重赵丹的意见，不强人所难，当即宣布停机，第二天再拍。回到家里，赵丹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干脆弄来二两老酒、一碟花生米，边喝酒边半躺在藤椅上想剧情。不一会儿，赵丹进入了角色。可他站起来一走动，剧中人物就没有了；一躺下，剧中人物又活跃起来。就这样，他躺躺走走，反反复复，一直折腾到天亮。黄宗英知道丈夫在想戏，也不加干涉。上午赵丹去拍摄现场试镜，只见他往藤椅上一躺，喝喝老酒，嚼嚼花生米，活灵活现地表现出“小广播”做黄金梦的神态。《乌鸦与麻雀》于1950年初上映，以寓意深刻、艺术手法生动完美、编导演俱佳获得广泛赞誉。《中国电影发展史》评价道：“赵丹扮演的肖老板尤其突出，他把肖老板这个人物身上那种小市民的性格和气息，渲染得淋漓尽致，极为生动鲜明。”赵丹在总结经验时曾深有体会地说：“我认为最可贵的是创作激情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政治感情，我们意识到通过影片揭露敌人，推动人民走向团结和斗争，走向新的生活。二是来自生活的实感，而生活与创作者自己那样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它激励着我们，不吐不快。”

然而，1957年在文化部举行的“1949～1955年优秀影片奖”评比中，《乌鸦与麻雀》却被初评为故事片银质奖（二等奖）。一天，赵丹见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毛主席对赵丹说：“啊，听说他们不肯给一等奖？他们是有宗派啊！恩来同志打了抱不平啊！”周总理说：“是，打了抱不平。”总理专门给政治局打了报告，批评了文化部，说这个戏如实地揭露了蒋家王朝，这些同志在白区白色恐怖的情况下拍的，为什么不给一等奖？难道只有延安的同志才能得一等奖吗？认为该给这部影片一个应得的地位。于是，文化部进行了复评，最终评奖名单揭晓时，《乌鸦与麻雀》和《钢铁战士》《白毛女》《董存瑞》《渡江侦察记》一起被评为一等奖，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里程碑。同时，赵丹还荣获“优秀影片个人一等奖”，奠定了“影帝”地位。实践证明，中央高层领导人对这部影片的重视是有道理的。31年后的1981年，《乌鸦与麻雀》在美国第二十五届旧金山国际电影节上作为“中国特别节目”映出，获得广泛好评。

赵丹的标新立异，是认真体验生活的结晶。2015年8月7日，90岁高龄的黄宗英在“纪念人民艺术家赵丹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回忆说：“我们那时候在昆仑电影公司，接了党的任务去拍《武训传》。一说电影要拍，赵丹就到服装间借了霉味很重很破的棉袄，我洒了花露水晒了两天，之后他就天天穿着。然后他吃饭也不上桌了，我说离电影开拍还早呢，你先来桌上吃，他说：‘我要现在在桌上吃，我在戏里就不会在地上吃，就不知袖子往哪搁了。’他就这么进了戏了。”为了演好武训，赵丹亲赴武训的家乡——山东堂邑县（今并入冠县）柳林镇武庄体验生活。在前往堂邑的途中，赵丹顺道回了一趟老家肥城。“赵丹回到了阔别三十余年的故居，当年从南通第一次还乡时背他登泰山的长兄（赵凤翔），已被山间的风霜染白了鬓发，显得迟钝、麻木了，然而，提起武训，他那混浊的眼睛里闪起了光：‘他就是庄稼人，要饭的……心眼可善良着呢……’从肥城到聊城以西的堂邑，赵丹接触了各种人物，听取了各种见解，破落的老年绅士说：‘咱武老先生，是山东的圣人，连皇帝都赏赐过黄马褂……’平民百姓则说：‘武先生不是神，是人，是为穷苦人行好事的好人。’真是什么人说什么话，这就提醒赵丹在塑造武训时一定要有分寸，有立场。”在体验生活的武庄，他经常穿着乞丐的褴褛破衣行走街头，达到了“人戏不分”的地步，全身心地进入了角色。为了掌握鲁西农民的内在气质，赵丹在武训的故乡交结了一些朋友，其中有位地道的庄稼人，短短的身材，粗粗的而又微微向里弯的腿。赵丹每天清晨四五点钟就起床，向他学习脚筛面粉。这位庄稼人用脚筛面粉时，面前还挂着一个木梆子，用手打出动听的点子，活像自奏着音乐在那里跳舞。赵丹便问：“为什么不让手歇着？”他说：“歇着干啥？”问他：“打点子有什么用？”他说：“可以解瞌睡。”晚上，他喜欢参加赵丹他们举办的晚会，自告奋勇表演节目，学狗打架，学青蛙叫，一边叫还一边跳，可爱极了，活泼极了。通过与这位庄稼人的交往，赵丹洞察到了鲁西农民的内心世界。赵丹还与武训师范学校一位校长的儿子交了朋友。他才七八岁，一脸土，见人只是傻笑，一句话也不说，与他成了朋友，他也不说话。与赵丹同行的孙小弟（扮演幼年武训的小演员），和他见了面就摔跤。孙小弟总是胜，对方总是跌倒了爬起来再摔，无论摔得多么重，还总是笑。看着生活中的这一幕，赵丹揣摩透了武训的顽强而乐观的个性特征。深入乡土生活，给赵丹留下了深刻的难以忘怀的印象。临别时，乡亲们一个个噙着泪花拜求赵丹：好生把长眠在地下的武老先生演活、演好啊！顿时，武训的生平事迹及故土关于他的种种传说联到了一起，耳边响起了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作的《武训舞之收场插曲》——“我们是武训的队伍，我们是创造的好汉，我们是中国的小先生，提着文化为公的花篮，要献给四万万五千万，只要是为苦孩子造福，我们讨饭也干！”武训的精神，民众的厚望，强烈地鞭策着赵丹。回到昆仑公司，赵丹与编导孙瑜及黄宗英、吴茵、张翼、王蓓等人以及摄影组的同仁，反复磋商，重新拍摄了不少镜头，不断修改，精心剪辑，尽最大努力，真实地将武训搬上了银幕。为追求艺术真实，赵丹不惜伤及身体。黄宗英回忆说：“戏里的武训要被人打，拍完戏他回家也伤痕累累，因为他要求对方真踢真打。”

1951年元旦影片《武训传》上映后，引起强烈反响。据赵丹的大女儿赵青在崔永元的《电影传奇》节目中回忆，当时上海各大影院连续数月放映《武训传》，街头到处都是巨幅海报。行人见了赵丹，都围着叫他“武训”。赵丹也曾私下表示，《武训传》是他演得最好的一部戏。中国文化界和文艺界的许多知名人士纷纷撰文，祝贺电影《武训传》的成功。《光明日报》《工人日报》《新民报》《天津日报》《进步报》《新闻日报》《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及《大众电影》《北京文艺》等报刊，介绍、推荐与评论《武训传》的文章风起云涌，好评如潮。短短4个多月内，仅北京、上海、天津3市的媒体就刊发了50余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稿。看到自己的艺术创作得到了这么多的肯定和赞扬，赵丹在《大众电影》上发表了连载文章《我怎样演“武训”》，回应广大观众的厚爱。如此盛况，在中国电影史上堪称炫目的一页。

赵丹的标新立异，是他忘我工作精神的回报。在拍摄电影《李时珍》之前，作为主演的赵丹可谓全神贯注，心无旁骛，下足了功夫。此片由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夏衍和电影局长阳翰笙拍板决定，电影剧本出自老作家张慧剑之手。由于剧作者第一次试水影视作品，所以本子中戏份不多。这就难为了导演沈浮和主演赵丹，不得不展开想象的翅膀，呕心沥血进行再创作。为了拍好这部电影，赵丹认真看过剧本后，认为原创没有形象的刻画，只是客观地、干巴巴地叙述，更严格地说，只有素材的剪辑与堆砌，与成熟的电影剧本还相差甚远。于是，赵丹去查阅资料、细读《明史·李时珍传》和《本草纲目》，边看边冥思苦想着一些故事情节，不知不觉一个星期过去了，怎么也想不出连台好戏。困难之中，他和沈浮一起，互相启发，互相补充，共同修改剧本，不惜搜肠刮肚，将各自私生活中的细节加到戏里，逐步丰满着李时珍的形象。他俩你说我凑，渐渐的，李时珍的形象活现在赵丹的眼前。联系到剧本提供的材料，赵丹颇有感慨地说：“李时珍的身世还真坎坷，刚踏上从医的道路，包乡绅就向他发难，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片黑暗——楚王府乌漆一团；方士们施尽伎俩；太医院的官僚昏庸无度；武当山道士不通人情，使李时珍多年的心血结晶化作灰烬，付之东流……一直到死，还没见重修过的《本草纲目》刻印出来，他一直就象逆水行舟……”“对。”沈浮接过话茬道，“‘逆水行舟’，全剧就用这个思想贯串起来……”“每当李时珍遇到挫折的时候，就用‘逆水行舟’的镜头勉励他，”赵丹说，“这样反复运用，突出李时珍的典型性格，给人以启迪和鼓舞。”初次写电影剧本的张慧剑根据赵丹和沈浮的意见，先后六易其稿，将完善的本子交给了剧组。在拍摄之前，赵丹与导演约法三章：摄制《李时珍》，决不从理性与概念出发，必须从人物及其生活出发，再三强调采用斯坦尼的创作方法：“如果创造状态是某一些内外条件所造成的结果，那就应该毫无例外地研究所有这些条件，以便在内心把演员的创造力量全动员起来。”为此，赵丹研究了各类草药的性能，并故意找中医把脉“看病”，借机观察中医诊断、处方、配药等专业性动作。为了真实地再现生活在明代的李时珍形象，赵丹摈弃了化装师套用京剧服装的做法，率先垂范并倡导其他演员穿戴明式服装起居，在生活中体验明人的一招一式。这种一丝不苟执著艺术的精神，使戏中的赵丹忘掉了一切，甚至将老婆孩子也抛到了脑后。

这个期间，赵丹给久别的妻子黄宗英写信，一边写一边走神到剧情中去了，结果不仅自家的地址记不清，就连老婆的名字也模糊了，误作“黄宗宗”。幸好邮递员十分负责，才把地名、人名均错的信件交到黄宗英手上。对此，黄宗英哭笑不得，于是提笔回信调侃道：“赵丹夫君爱鉴：因君之来函上姓名地址均有错误，辗转延误，方得此万金家书。今郑重警告：本人黄氏宗英，年三十一岁，家住××路××号×楼，与君子1948年结发为夫妻，为君生儿育女，幸勿相忘。我想，你还不至于回家一推门时叫我一声大嫂吧？”资深演员牛D回忆说：“上影厂筹拍《鲁迅传》，赵丹等不及人物造型定稿，就留起了鲁迅式的胡须，抽烟抽到根，喝酒只喝绍兴酒，把卧室布置成鲁迅卧室的样子，用毛笔模仿鲁迅的笔触写作文章，上街也穿着鲁迅式的长袍……”赵丹的艺术成就，就是用这种“迷”和“魔”铸造的，他曾说：“表演就是地狱之门。敢于做演员的人，敢于在这条路上走到底的人，都要有闯地狱的勇气。”痴迷、着魔艺术的执著精神，使赵丹扮演的李时珍形象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准确地把握了李时珍的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随着年龄的递增和环境的变迁，把角色青年时的稚真倔强、中年时的执著追求和进入老年后的敦厚深沉，表演得细致入微，形神毕肖。电影《李时珍》无疑是成功的，除在国内持续上映外，还在1957、1979、1981诸年中，先后在英国、西班牙、美国、法国的国际电影节上映出，备受好评。

接下来，赵丹继续发扬标新立异的独创精神，夜以继日地全身心投入演艺事业。电影《海魂》是在“大跃进”时期拍摄的，赵丹坚决反对影片制作忽视质量的“突飞猛进”，始终坚持进度服从质量的原则，不容许任何粗制滥造的细节玷污银幕。在他的影响带动下，与崔嵬、高博、康泰、刘琼、陈述、王丹凤等人一起努力，呈现在银幕上的群体形象，一个个性格鲜明，光彩照人，均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1959年，《海魂》在捷克斯洛伐克参加了“第十届劳动人民电影节”，获“为世界和平而斗争”二等奖。他饰演的林则徐，在表演上吸收了中国写意画中大落笔的手法，从人物形象的整体把握和规定情景出发，全局在胸，张弛有度，感情真挚浓烈，气势宏伟磅礴，创造了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上反帝爱国的民族英雄形象；他所塑造的聂耳，脉络清晰，层次分明，性格鲜明，时代感强，充满了浓郁的浪漫气息和明朗的幽默色彩。电影《烈火中永生》谱写了一曲缅怀、歌颂革命烈士的悲壮颂歌，也是他生前拍摄的最后一部影片。他塑造的革命烈士许云峰，是一个坚毅沉着、正气凛然、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表现了共产党人坚不可摧的革命意志和视死如归的高风亮节。这些不朽的形象，都是镶嵌在社会主义电影银幕上的明珠，具有征服观众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