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艺途磨难
赵丹的从艺道路崎岖不平、多灾多难。所幸历经山重水复，最终却能柳暗花明。
电影《武训传》问世之前，在该剧中饰演女教师的黄宗英，应邀赴波兰参加了国际和平代表大会，回国时正赶上《武训传》公映，眼观影坛盛况，耳闻如潮好评，自然欣喜若狂，兴奋不已。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人逢喜事精神爽。
不料，3个月后却风云突变。1951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对《武训传》提出了尖锐批评；5月20日，《人民日报》在一版显要位置，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社论《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对电影《武训传》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社论中火药味十足地说：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淸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样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社论中严厉指责一些赞扬、称颂《武训传》的人：“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党报的观点基本上为《武训传》的价值定了基调，一时间批评之声如狂风骤雨，席卷文艺天地，无论中央或地方，党内还是党外，莫不对《武训传》进行了否定。同年6月5日，《人民日报》推出《赵丹与武训》一文，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赵丹。为了深入揭批电影《武训传》，江青化名“李进”，率领一个调查团，前往山东冠县、临清等地调查武训历史。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撰就《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从7月23日开始在《人民日报》连载，指责武训是一个“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将《武训传》的讨论演变为全国性的政治批判。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赞扬过电影《武训传》的人均惶悚不安，报刊开始公开检讨过去的观点，一些肯定过《武训传》的知名人士，如郭沫若、田汉、夏衍等人，也被迫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在这种政治重压下，作为演员的赵丹不得不违心地反复检讨，弄得“上街都不敢抬头”。这在电影史上堪称“奇观”，不论是《武训传》的选题、决策，还是编剧、导演，都轮不到演职人员，反而让台前的演员陪“斩”，一同“下地狱”，可谓咄咄怪事，千古奇冤！而作为早已故去的“义丐”武训，其下场则更加悲惨。1966年秋，“红卫兵”掘开武训墓，焚尸街头。
尽管赵丹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但他并没有放弃挚爱的演艺事业，心中念念不忘再塑银幕形象。黄宗英回忆说：“《武训传》被批判后，有一次赵丹在夜里自言自语，把我说醒了，我就跟他说，‘你不要自说自话，你有话想说就把我叫醒了说，不然你这样我觉得怪瘆人的。’他说，‘我怕我不会说话了以后怎么演戏。’他已经在政治上毁了，在业务上毁了，他想的还是演戏。”
《武训传》的全国性大批判，给中国的电影创作带来了致命冲击。据《中国影片大典》一书记载，1952年国产电影的数量从前一年的23部骤减为8部，直到1956年才恢复增长到31部。与此同时，不少电影人也对创作失去了信心，不知如何把握和适应新形势。赵丹在《银幕形象塑造》一书中透露自己“演戏时犹如在‘九宫格’里学描红，战战兢兢，不敢再想如何才能增加人物的艺术魅力，而只求如何把人表演的‘正确’，想象力便不够丰富了。”例如他在自导自演的电影《青山恋》中饰演一名“老红军”，口碑差强人意，堪称赵丹银幕形象的一大败笔。即便后来的赵丹走出了“九宫格”，但在饰演《为了和平》电影中江浩的形象中，依然难免“主题先行”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在观众中臧否不一，褒贬各半。
直到34年后的1985年，电影《武训传》及其武训其人才得到公平对待。同年胡乔木的讲话，可视作为电影《武训传》平反的一个标志。9月6日《人民日报》刊载了这篇讲话，题为《胡乔木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1986年4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问题的批复》一文，充分肯定了武训忍辱负重、克服困难、兴办义学的历史功绩。
“武训传”风波过后，“毛泽东主席嘱赵丹，不要背包袱，犯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由此可知，毛泽东主张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系“醉翁之意不在酒”，关注的是意识形态的动向，而不是具体的演员个人。周恩来总理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给予文艺界老朋友赵丹以亲切关怀，安排他随团到抗美援朝前线参观学习，接受思想教育。赵丹在朝鲜耳闻目睹了热火朝天的斗争生活、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还有那些生龙活虎的战地演剧队、宣传队，从而使息影两年多的他再次萌动创作激情，决心东山再起，按照毛主席说的，拿起文艺武器，去“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此后的1954年到1960年的近7年时间里，赵丹主演了大型话剧《屈原》和上述多部影片。
这时的赵丹身心解放，恢复了率真直言的天性。周明撰文写道：“1964年，黄宗英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小丫扛大旗》，写的是葆坻（今天津市宝坻区）‘铁姑娘’张秀敏。我有幸担任该篇作品的责任编辑。在上海湖南路八号她家里，赵丹、黄宗英，我们三人围桌而坐，热烈讨论《小丫扛大旗》的初稿。赵丹有时发表一些不着边的意见，说这里应该怎么改，那里应该怎么写，黄宗英认为赵丹偏激，就在桌子底下用脚踢打赵丹，暗示他少出馊主意，客观点。赵丹不服，还大声说：百家争鸣嘛，我这也是一家之言啊，对，你就吸收，不对，权当耳旁风。”可惜好景不长，赵丹心直口快的个性再次被压扁了。
新中国成立后赵丹第二次深陷政治漩涡，始于1965年拍摄的电影《烈火中永生》。赵丹在该剧中饰演许云峰，江姐则由于蓝主演。电影公映之前，时任中宣部电影处长的江青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小放映室里审查了此片。在放映过程中，她一直阴沉着脸，一声不吭。电影放映完毕，江青的目光无目的地盯着已成一片空白的银幕，冷冷地说：“阿丹的气质，根本不能演这个戏！简直像个疯子，糟透了！坏极了！”说着转过身，冲着面前的于蓝说：“你英气不够，顶多像个小学教师！”江青昂然地一面往外走，一面说：“凳子做破了一条腿，可以修一修，这电影拍坏了可没法改，代价太大了。好吧，就这么公映吧，供大家来批判！”江青这个不可思议的表态，令在场的所有演职人员大吃一惊。因为这部电影的编剧与导演，是不久前以《革命家庭》一片获最佳电影奖的夏衍和水华，郭沫若题写了片名，周扬、林默涵、徐平羽等高层权威人士看了均交口称赞。显然，这不仅仅是对待一部电影的评价问题。江青分明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把矛头指向了中国的文艺界。
赵丹是一位专心表演艺术探求的明星，不可能看透江青表态的险恶用心。他只知道，1936年4月26日，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在杭州钱塘江畔的六和塔下，三对影剧界的明星同时结婚。他们是赵丹与叶露茜、唐纳与蓝苹、顾而已与杜明洁。“七君子”之一的大律师沈钧儒百忙中专程赶赴杭州，为三对新人证婚，著名导演郑君里则做了他们的主婚人。全面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与唐纳几度闹得死去活来、最终分道扬镳的蓝苹去了延安，从此人各一方，不曾谋面。在赵丹的记忆中，过去舞台上的蓝苹已经尘封历史，消失得无影无踪，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唐纳匆忙移居国外时，才晓知她已贵为“大救星”的夫人。1960年代初，赵丹为筹拍《鲁迅传》（开机时被叫停）路过杭州，在宾馆突然接到了在此养病的江青打来的召见电话。时隔25年，他和她已经形同陌路，又加上天壤之别的社会地位，使当年同台演出的艺人仅剩下客套寒喧和虚与周旋。后来，江青又几次电邀赵丹，均被赵丹借故婉拒。因为作为有志于演艺事业的赵丹，极不情愿将精力和时间花费在与权贵交往上。最重要的，是赵丹一向讨厌这个好高骛远、两次婚变的女人。当初的唐纳对初涉上海演艺圈的李云鹤一见钟情，对她忠贞不渝，言听计从，不仅为她起了艺名蓝苹，而且尽其所能，帮助她立足艺坛，迅速走红上海滩。不料二人婚后并不幸福，经常因琐碎小事闹得不可开交，唐纳因此数度自杀未遂，蓝苹也产生过轻生念头。其间，赵丹为了挽救这对才子佳人的婚姻，曾不厌其烦地予以劝和，一度使蓝苹回心转意，与痴情丈夫唐纳言归于好。但生性桀骜的蓝苹最终与唐纳劳燕分飞。自此，赵丹对蓝苹失去了好感。心地善良淳朴的赵丹猜想，也许江青对《烈火中永生》电影的不满，是这个女人还记恨着杭州会面的不愉快，以此为契机发泄私怨。令赵丹料想不到的是，此时正值“文革”风暴的酝酿期，而江青早已不是少女时期的山东妞李云鹤，更不是上海演艺圈里的名伶蓝苹，她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出面指手画脚，预示着一场文化灾难即将来临。
江青指责电影《烈火中永生》一事，很快就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立即与此片摄制组人员及有关行家里手一起，调看了电影。总理看得十分专注、动情，对于影片反映的这一段重庆斗争生活，他是最有发言权的。然而放映结束后，总理并没有率先发表意见，而是让大家七嘴八舌，各抒己见。待到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评说告一段落后，周总理胸有成竹，对田方、水华、于蓝等人爽朗地笑道：“你们胜利啦！”一句话，驱散了人们心中的愁云，一个个眉开眼笑，喜形于色。“我还有一点建议，”总理又说，“全国解放了，重庆这一小块地方还被敌人占据着，我们的同志，为着最后的胜利，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斗争，他们以祖国为己任，以天下为己任，在黎明前的黑暗里慷慨捐躯。影片的感人至深就在这里。因此，我建议再加‘就义’一场戏。”北影摄制组欣然采纳了周总理的提议，准备补拍革命烈士英勇就义这场戏。
赵丹天真地以为这事就此完结了，没想到他参加了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代会后，江青与康生在人民大会堂山东厅专门召见了山东籍的赵丹和崔嵬，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草稿上的批示。面对茫然不知所措的赵丹和崔嵬，江青的脸沉了下来：“这么重要的批示，你们都置若罔闻。”说着，她清了清嗓子，像当年背台词那样字正腔圆：“毛主席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康生则直接点出了这次召见的主旨：“你们戏剧界同样如此。有些人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东西……”江青接上说：“阿丹，崔嵬，你们在文化艺术界都是有影响的人物，不要在修正主义的边缘滑下去，快站到无产阶级一边来，站到毛主席一边来，今天给你们俩打个招呼，请记住，文化领域的这场斗争是无情的，不可避免的，其中没有折中调和的余地……”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江青和康生一伙的别有用心已经昭然若揭，即便对政治一向麻木不仁的赵丹，也能听出江青的弦外之音，但他惋惜的却是中央全盘否定了建国前后的文艺界及其成就，悲叹道：“三十年代的全完，十五年的也完！”至此，赵丹仅存一个信念，就是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打起精神补拍了《烈火中永生》影片中烈士就义那场戏。至于跟谁不跟谁、站到哪一边的问题，他认为这是政治家考虑的事情，与艺术家没有关系，想都没想。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随着“五一六”通知的公之于众，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开展起来。5月16日后，上海的电影系统进入乱揪乱斗的黑暗时期，赵丹被造反派们冠以“混世魔王”的恶名，列为上海电影制片厂（此时已被造反派更名为红旗电影制片厂）首当其冲的批斗对象，成为群起而攻之的“牛鬼蛇神”，饱尝了人格凌辱和皮肉之苦。湖南路8 号的赵宅也被查抄封门，一家人妻离子散，赵丹流落街头，孤苦伶仃。危难之中，同父异母弟弟赵冲（原名赵凤冲，母亲姜氏）伸出了救援之手，使无家可归的赵丹暂时有了栖身之处，获得些许心灵慰藉。
可惜好景不长。1967年夏秋，康生无中生有、丧心病狂地制造了“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案”，将当年张治中将军出任新疆主席后全部释放并送回延安的140多名中共干部和进步人士，诬蔑为“叛徒集团”。作为盛世才屠刀下的幸存者赵丹，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株连，被戴上了“叛徒”的帽子，同时被造反派“开除出党”。同年12月8日上午9时15分，一辆吉普车把赵丹强行带走。这时，他的妻子黄宗英也被囚于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牛棚”，失去了人身自由。回忆这一天的情形时，黄宗英有撕心裂肺之痛：“1967年，是天天都不愿意醒过来的年头。起北风了。我正在上海东方红电影厂（原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的集体‘日托牛棚’里，为值夜班的工人絮棉大衣，两个造反派闯进来：‘黄宗英出来！你回家去！’家里出了什么事？阿丹……他不会……昨天大清老早，我刚代他向‘红旗电影厂造反兵团’送去了病假条——前天，一个造反派戴着藏暗器的手套，狠狠地朝他的脸上、眼睛上捶打，吼着：‘叫你还演戏！叫你还放毒！！’血直流下来……当阿丹去徐汇区的联合诊所就诊后，那位在解放前就给我们免费治过病的周医生，低着头，手抖抖地给开了病假单：‘左瞳孔破裂。’此刻，他应该治疗，不然他…… ”他们对她说：“黄宗英，你放明白点！赵丹罪恶滔天，我们已经对他进一步采取革命措施啦！公检法把他铐走啦！现在你给他收拾铺盖！”
赵丹后来回忆被带走的情形说，他被蒙上眼睛，夹在两个公安人员之间，坐在小汽车里，不准抬头。但过提篮桥时，他还是从蒙眼布的底缝中明白自己不是被关在提篮桥监狱。后来车停了下来，他听声音才知道自己是进了一座监狱，一直往下走，直到被推进单间牢房扔到地上时，他才被解了眼罩，瞥见自己是被扔在水泥地上的一块染血的草垫子上，四周只有高墙上的一线光。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即使文革后也未能搞清楚。赵丹在这里被关押一段时间后，又被转到另外一个监狱。这便是他所知道的位于虹桥的一座少教所。黄宗英说，文革中，这座正规监狱被腾出来，专门关押一批文化界的“全面专政”对象。据她所知，当时里面关了300多名高干和高级知识分子。赵丹在狱中失去了自己的名字，换来了一个号码：139。139是监狱给他的代号。入狱的好些年里，他一直是单人关押，以至于出狱后曾一度语言迟钝。黄宗英后来在电影厂打扫卫生的时候，常常看见赵丹将他们常看的业务书上都写上了“139”，而她一直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赵丹的蒙难，与文革中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江青有着直接关系。尽管新中国成立后赵丹对昔日的蓝苹敬而远之，但今日的江青却没有忘却赵丹这位影界大腕，曾煞费苦心地予以拉拢、胁迫，然而他却软硬不吃，始终不予理会，拒之千里。这就得罪了当时炙手可热、权势熏天的“红都女皇”，免不了给“不识时务”的赵丹下绊子，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文革时期，造反派勒令赵丹交代历史。此刻的赵丹心知肚明，造反派们执意索要的所谓“历史”，无非是证实自己与蓝苹无关，害怕暴露了她在上海滩的那点婚变破事，有损“无产阶级文艺旗手”的形象。所以，赵丹在所有的“检讨材料”中只字不提与江青有关的史事，这是他的明哲保身之策。黄宗英曾回忆说，在文革初期一次不像普通红卫兵干的大抄家时，抄走了所有带字的纸和全部照片，但赵丹发现只在桌子上给他留下了一份《入党自传》，马上醒悟到其中的奥妙，对黄宗英说：“这是给我的一个暗示，只交代我自己的事情，不要牵扯到别人。”所谓“别人”，当然指的是江青。文革后在公审江青时，他们才知道，正是江青派人到上海抄了三十年代几位熟人如郑君里、赵丹等五人的家。当时在狱中写交代时，赵丹仍然把握着这一原则。但赵丹不知道的是，当时王洪文主政上海期间，为了效忠江青曾下过密杀令。在一次市革委专案办公会议上，王洪文听取“赵丹专案”的情况汇报时恶狠狠地说：“赵丹可以杀，如果不宜公开枪毙的话，就在关押中把他慢慢搞死！”幸亏王洪文慑于赵丹的巨大影响，在讲话中留有“如果”二字，不然的话，一代影星早已陨落。
生性好动的赵丹耐不住铁窗寂寞，重新玩起了在新疆牢狱中学会的“抓阄卜卦”游戏，将“出得去”或“出不去”的字样写在纸条上，揉作两团，自抓自阅，以此消磨时光和鼓励自己。遭到痛斥和被迫作出检讨后，赵丹又开始在纸条上练习写字，排遣心中的郁闷，不料被监护员发现，情急之中将揉作一团的纸条吞进腹中，那样子酷像地下党面临被捕时紧急销毁情报。这回麻烦大了，警觉性极高的监护员误以为赵丹在搞“不可告人的反革命活动”，于是兴师动众把所有的监号搜查了个底朝天，抄走了所有的报纸、纸条、纸片，并逐一过堂，个个审讯，弄的人人自危，惊悚不安。关在此处的明星演员张瑞芳见此阵仗，断定又是阿丹这个活宝闯了祸，连累了大家。对“肇事”的赵丹，专案组更不会轻易放过，除了反复的审讯、批斗外，就是无休止地勒令写交待材料，从三十年代检查到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翻来覆去，没完没了。尤其是《武训传》等问题，重复的交待材料几乎论斤秤。正当赵丹疲惫不堪、厌倦罢笔时，专案组又将他带到了审讯室，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问题：“139，你与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有什么黑关系？”这一下把赵丹问蒙了，想了想才说：“我与刘少奇素不相识，只一年一度在北京开人代会时，他在台上，我在台下，能看到他罢了。”后在专案组的再三逼问下，赵丹想了好久，才依稀记起1958年电影局曾召开过一个“立大志、打擂台”的大会，会后几个人围在一起闲扯，有人说文化部有个庞大规划，要拍毛主席的传记片，已物色到了演员，并将他调去北京教育、培养了。赵丹一听，十分羡慕，灵机一动说：“我可以扮演刘少奇，外形相像，鼻子高高的，颧骨微凸，下巴尖形。”闲谈的话没人当真，事后赵丹也丢到了脑后，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人检举和专案组的揪住不放，赵丹断不会在记忆的深井里打捞到这点芝麻往事。这几句玩笑话既然被翻登出来了，又被无限的上纲上线，就免不了反复检查，尽力撇清与“中国赫鲁晓夫”的关系。没想到这件事还未弄明白，专案组又突然提出了一个爆炸性的问题：“139，你还有蓄意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罪行没有交待！”赵丹坚决否定：“绝对没有！”当专案组亮出封面上带有“翠鸟衣”三字的小本本时，赵丹更感愕然。那是黄宗英、黄准从江西带回来的一本“采茶戏”，当时她俩想将它改成电影剧本，请赵丹出过点子。后来，感到这个戏内容太单薄，没能改成，就此作罢。不论这个戏改成与否，都与“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毫无干系。至于专案组责问的“你为什么要把庄园改成皇宫，把地主改成皇帝？”赵丹的解释是：“我记不起原剧本中写的是庄园、地主，还是皇帝了。不过，我想两者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这类民间故事中的封建地主，就是封建土皇帝，将庄园改成皇宫，场景大，人物多，戏剧效果可以更强烈一些。”赵丹这番文学意义上的解释，激怒了办案人员，声色俱厉地训斥道：“原剧中是一个农奴的女儿大骂地主，你却想改成大骂皇帝。联系到一九六一年国际国内的那股逆风，其性质与吴晗的《海瑞罢官》，周信芳的《海瑞上疏》是一脉相承的！矛头直接对准党中央、毛主席！”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赵丹不堪重负地背着这个莫须有的“罪名”，被拖回牢房写检查。他呆坐了半晌，含泪愤然写道：
我的面前到处是可怕的、黑洞洞的陷阱。我感到绝望了，我还有什么出路、前途可言呢？这种“莫须有”的事，根本就是你们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多疑，神经过敏，其实质上是你们的“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错误判断，都硬朝我的头上来安，硬要我来“自发地承认”这条“严重的罪行”，这能使人相信你们是“为了我的前途和我的儿女们的前途着想”吗？你们这样做还能让人相信“这是对革命负责与对我个人前途负责的一致性”吗？！……
这份抗辩“交待书”招致更加疯狂的围攻，使赵丹产生了破罐子破摔的念头，甚至上书，“请求诛我”。
赵丹之所以能够顽强地活下来，并走出牢狱之门，是因为他在心灰意冷时受到了难友们的鼓励，更重要的是艺界翘楚们的遭遇被毛泽东察知，引起了中共领袖的密切关注和强力干预。据著名音乐家贺绿汀之女贺元元讲述，其父在狱中大呼大叫、奋力抗争的声音，曾经被赵丹、张瑞芳等人耳闻，产生了共鸣，增强了生活信念。后来贺元元“听赵丹叔叔、张瑞芳阿姨说，他们当时也被关在那个秘密监狱里，听出这是父亲的尖叫，知道这个倔老头也关在这里，他没有屈服。”1972年12月17日，贺绿汀的三哥、毛泽东的同学贺培真由黔进京向中央汇报贵州的部分干部情况时，通过王海容向毛泽东反映了贺绿汀的遭遇，毛泽东得知情况后一面指示中央办公厅派员陪同贺培真赴沪探望胞弟，一面让王海容连打三次电话督促上海方面放人，终使贺绿汀于1973年1月23日重获自由。
在这个背景下，周总理借题发挥，趁机释放了大批在押文艺界知名人士。1973年春，赵丹被假释。当他得知影界名流上官云珠、徐韬、顾而已先后被逼自杀，郑君里惨死狱中等万劫不复的消息后，心情极度悲伤、沉痛。回到上海湖南路8号家中，孩子们见过爸爸后，都躲在后楼小屋里哭，说：“爸爸完了，爸爸不可能再演戏了。”因为出狱后的赵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着“囚犯”的姿态：坐在沙发上不会往后仰，总是前倾着身子，耷拉着脑袋，两眼呆呆地盯着地面，两手垂在膝下，似乎依旧戴着手铐脚镣，寡言少语，笨嘴拙舌，习惯唯唯地听别人说话。过了好些日子，赵丹才在胞弟赵冲的帮助下恢复了常态，挺起了胸脯。获得半个自由的赵丹，并没有放弃他挚爱的电影事业，半夜里突然自言自语、自问自答，把黄宗英惊醒了。她以为他在梦游，叫他：“你睡着了吗？”“我醒着。”“那……你想说话，就把我或孩子叫醒说吧，别自己跟自己说话，怪叫人害怕。”重现《武训传》被批后赵丹自言自语的昔日一幕，显然是这位艺术家以这种方式在练台下功，为重新走上银幕做准备。可惜，与家人团聚的日子还没有度过盛夏，赵丹就接到了下乡劳动改造的命令，创作欲望再次被冷酷现实碾得粉碎。所幸带队的是影界知己、曾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的严励，赵丹不仅得到了关心照顾，而且在上海县新泾公社受到了礼遇，让落魄人度过了一段舒心愉快的岁月。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令赵丹五雷轰顶，悲痛欲绝，心中重返影坛的幻梦也随之破灭。他原本期待着形势好转后，周总理一定会请他出山，再展才情。现在总理走了，不会再有人想到望眼欲穿的阿丹了。
文革结束后，赵丹特别想演电影。他念念不忘被张春桥等人扼杀的《鲁迅传》，一心再显身手；他痴情于文革前郑君里、白华合写的《李白与杜甫》，极想饰演诗仙李白，还想演阿Q，还想把《三国》《水浒》《红楼梦》等古典名著搬上银幕……创作冲动激励着他曾经费尽周折，闯进上影厂负责人徐桑楚的家里，急切地嚷嚷：“我要工作，我要创作，我实在不能等待了！”
可是，极左的阴云迟迟不肯散去。文革中被关押5年零3个月的赵丹仍然受到冷落，一直得不到启用，所有的创作计划均被搁浅，付诸东流。因为在新疆坐过牢，九死一生，赵丹的“叛徒”帽子依然戴着；因为与江青同台演过话剧，与那个女人“有一腿”的谣言依然满天飞，甚至有人怀疑赵青系赵丹与江青所生。这让赵丹哭笑不得，悲愤难抑。他别无选择，只能赋闲在家，在孤寂中打发岁月。一天，家里来了几位江西客人，他们中间有赵丹的老朋友、方志敏的弟弟方志纯。方志纯和赵丹抗战期间在新疆曾一起工作过，了解赵丹被“新疆王”盛世才关押4年的历史，听说赵丹还没有落实政策，不由愤然拍响了桌子：“整个‘新疆叛徒案’都平反了，你怎么当的叛徒？他们不理你，我请你到江西去。”赵丹没有去成江西，后应广西柳州市委书记黄云的诚邀，于1978年深秋在“海墨社”画家富华的陪同下，陶醉于风景秀丽的桂林山水，即兴丹书作画200多幅，其中在都乐岩挥毫写下的“天下都乐”四个大字，镌刻在山前大榕树下的巨岩上，成为永恒的纪念。
随着清查“四人帮”工作的深入，上海电影系统的领导班子得到了整顿，推翻了十年浩劫强加于赵丹的冤案，推倒了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恢复了他的党籍，补发了他的工资，还原了一个光明磊落的赵丹。这一迟来的平反昭雪，再次激发了赵丹的创作热情。黄宗英说，赵丹天生就是个演员，他太想重上银幕了。1977年，当时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厂长汪洋请他演《大河奔流》里的周恩来总理时，他非常兴奋，快活得像个孩子。这是因为，他和周总理有着非同一般的亲密感情。赵丹的一生中有很多朋友，像顾而已、朱今明、钱千里、白杨、秦怡、周璇，等等，可他与周恩来长达30多年的友谊更是让人感动和难忘。早在抗战初期的武汉，当时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给10个抗敌救亡演剧队全体队员作动员报告时，就认识了赵丹，而且一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从此，周恩来常对人们说：“我和阿丹是老朋友了。”周恩来非常关心和照顾赵丹，赵丹也不与周恩来见外。据赵丹长女赵青回忆说：“我爹在周总理面前，永远像个大孩子，坦荡荡一片赤子之心，什么话都敢讲。他自称‘童言无忌’，其时早已四十多岁，过了不惑之年。而周恩来从没有架子，非常和蔼可亲。”赵青还说：“周恩来总理还喜欢请我爹吃饭，他甚至还给我爹起了个外号——因为我爹胃口特别好，吃到最后总是把满桌子的残汤剩菜一扫而光，所以周总理开玩笑叫他‘赵光腚’。”赵丹还经常与周恩来进行一些争执，不过这些争执都是关于文艺方面的。1961年6月间，中宣部和文化部同时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到新侨饭店和电影艺术家们谈心，并就《达吉和她的父亲》这部小说和电影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但赵丹却不同意总理的意见。7月1日是党的生日。这天，周恩来和参加故事片创作的代表兴致勃勃地到香山举行登山活动。在登山的路上，赵丹仍然同周恩来议论《达吉和她的父亲》。赵丹说：“总理，我对您作的报告有不同意见。我觉得小说就是比电影好。”周恩来听完，偏过头来微笑地看着赵丹，声音洪亮地说：“你完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见，我也可以坚持我的意见，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周恩来说罢哈哈大笑。后来赵丹回忆这件事时，感慨地说：“我有时怕部长、书记，但是我不怕总理。”由此可见赵丹与周恩来的深情厚谊。在赵丹的有生之年里，他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银幕上扮演周恩来，并一直努力着。接到汪洋的邀请后，他每天琢磨着如何演好周恩来。为了使自己的鹅蛋圆脸变成周恩来的方脸方腮，他还特意请牙科医生在内腮充垫了软塑，还把脸庞绷起来。赵丹试装后走在厂区，见着的人都被震住了。他自己看过试片，也为自己神形兼备的表演感到吃惊。可是事与愿违，当《大河奔流》正式开拍的时候，赵丹却被换了下来。没有人告诉他为什么。没能够扮演自己最敬最亲最爱的周总理是赵丹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赵丹被撤后，为怕他太寂寞，黄宗英很快为他写了《闻一多》电影剧本。他碰上谁，都要人给他写本子。像苏叔阳、白桦、李准，等等，他都说过。他还要黄宗英给他写齐白石，写《红楼梦》。他急切地想重返影幕，还想当导演，常在各种纸上画镜头蒙太奇小框框解馋，并由此获得了“饿煞鬼”的绰号。尽管赵丹对重返银幕望眼欲穿，急不可耐，但却不能如愿，即便爱妻黄宗英专门为他写的《闻一多》，也没能让他出演。个中的痛楚滋味，是别人体会不到的。
正当赵丹屡屡受挫时，竟收到了一份海外请柬，邀请他赴美访问，领取“奥斯卡”电影金像奖。这是因为美国电影界看了赵丹主演的《林则徐》等影片，叹为观止，评价极高，几乎一致通过授予赵丹“奥斯卡”金像奖，以表彰赵丹在电影艺术方面的突出成就。邀请赵丹访美的另一个目的，则是请中国这位最具影响力的电影明星，参加荷里活电影城创建七十五周年的纪念活动。这是一件促进中美友好关系的大好事。可惜好事没能如愿以偿，等到层层审批、组成8人参访团时，早已过了领取奥斯卡金像奖的“佳期”。赵丹与这项国际大奖失之交臂，只能望洋兴叹。
文革后的赵丹，最终没能在银幕上扮演新的形象。演艺道路被人为地阻断后，赵丹重拾绘画艺术。他画了一枝淋在雨中的白芍，并在画面上题诗：“一生多蹉跎，老来复坎坷。不羡大富贵，泼墨写白芍。”看过此画，上海戏剧学院的同行、朋友理解阿丹的心境，特请他去讲课。这是回顾总结自己艺术生涯的一个机会，赵丹欣然走上了大学讲台，激情四射地连讲了几个星期，征服了所有在场的听众。随后，赵丹应邀赴日本进行了一次友好访问。回国后，他得知上海文艺出版社要将他的讲课录音整理成书，爽快地答应了。与此同时，中国电影出版社汇集了赵丹的9篇力作，整理成一本16万字的《银幕形象塑造》出版。赵丹夜以继日，校正了这两部书稿。
这时，历经磨难的赵丹特别珍惜与妻子黄宗英共有的时光。周明在《黄宗英：不落征帆》一文中回忆：“记得有一次……《人民文学》想邀请黄宗英去广东深圳采访，为刊物写一篇反映特区新面貌的报告文学。编辑部派我到上海去约请，可能是由于那几年黄宗英离开上海，离开家，奔波于四面八方，很少在家，我去商谈时，赵丹也在座，他表示不同意，说：宗英整月整月地在外面跑，写报告文学，连家都不回了。她这才从四川回来呀，哪能又出去，歇也该歇歇。赵丹言之有理，可我有任务在身，因此我恳求阿丹说：就一个月，一个月可好？一个月后我送她回上海。赵丹扑哧一声，笑了。于是他认真地说：那就借你一个月，你要给我打个借条哦。我真的打了个借条。”赵丹这种依恋妻子的痴情暖意，尽在字里行间。
不幸的是，这种感情生活没能维持长久。命运多舛的赵丹患上了不治之症，住进了上海华东医院。病情稍有好转，他便请求出院，急着要去饰演中日合拍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的主角况易山。当赵丹接到汪洋邀请他主演该片的电文后，立即手拟一份电文，让弟弟赵冲发出：“北京电影制片厂汪洋，电悉，一切皆由你作主决定，六月底我可出院，同去黄山改本，赵丹。”赵丹的要求被主治医生郑柏生大夫断然拒绝：“出院怎么能行呢？”赵丹一把拉住郑大夫的手，请他坐下，沉痛地说：“多少年来，我演鲁迅，不成；演闻一多、李白，不成；演周总理也未如愿。眼下好容易有了个拍片机会……”“你不能去。”郑大夫还是不同意。对赵丹，虽还没有人告诉他所患的病情，但他已经有所预感，含着热泪对专家们说：“各位大夫、教授，我有一事相求，盼能让我有生之年再拍几部电影，我感谢你们！”身患这么重的病，还念念不忘艺术事业，专家们听着，一个个眼圈都红了。秦怡回忆说:“赵丹对电影的追求和热爱太深太深了。只要一谈艺术，他就会忘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任何病痛、不幸与坎坷。他生病住院时，我去看他，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的身体那么好，真为你们高兴，因为你们还可以演很多年的戏啊。’我听了他的话觉得很心酸。”令人惋惜的是，赵丹的胰腺癌到了晚期，不能手术。华东医院的大夫们含泪将赵丹送往虹桥机场，让他去北京医院接受“正电子加速器”治疗。北京医院，曾是周恩来总理生前疗病的地方，这让赵丹感到无比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