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遗言风波

北京医院会集了全国最高级、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顶级的医学专家，赵丹接受了最完善的治疗，但现代医学对癌症却回天无力，爱莫能助，眼睁睁地看着一代影坛巨星病入膏肓，滑向死亡的悬崖。

在与病魔抗争的过程中，赵丹的心里依然装满文艺事业的兴衰大计。躺在210室病榻上的赵丹，含泪对前来探视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说：“粉碎‘四人帮’后，我还没有拍过一部电影，我怎么向老百姓交待啊！”并对如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搞活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是指党对文艺政策的掌握和落实，具体地说，就是党如何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生活、斗争——历史的进程，产生一定的文化，造就一个时代的艺术家、理论家，“各领风骚数百年”。从文艺的风骨——哲学观点来说，并不是哪个党、哪个派、哪个组织、那个支部管得了的。赵丹说，文艺创作是最有个性的，文艺创作不能搞举手通过！可以评论，可以批评，可以鼓励，可以叫好。从一个历史年代来说，文艺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的。赵丹最后说，习惯，不是真理。陋习，更不能遵为铁板钉钉的制度。层层把关、审查，审不出好作品，古往今来没有一部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查出来的！

逮至1980年10月初，赵丹已昏睡不醒。医生查房后对黄宗英说，让亲友们来看看吧。黄宗英明白，丈夫已进入弥留之际。她摘下“谢绝探望”的牌子，打开病房门，还在窗台上摆了两摞赵丹写的书《银幕形象创造》和《地狱之门》，以赠前来探视的亲友留念。

　　10月5日清晨四五点钟，赵丹忽然异常清醒，目光明亮，话语清晰。妻子黄宗英立刻意识到，这是危重病人的回光返照现象。赵丹开始向妻子交代身后事，黄宗英没有表现出惊异，只是抚着赵丹的手静静地听。

28年之后的2008年9月12日，黄宗英在上海华东医院的病房中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这位83岁的老人语调缓慢、一字一句地叙说着当时的情景：“我想，赵丹是在导演自己的死了。”“赵丹说，他不要开追悼会，不要哀乐，要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德彪西，要葬在聂耳墓的旁边。”他还跟黄宗英说，他有要紧的话要对组织讲。黄宗英说，“那我打电话给夏衍吧。”赵丹沉吟道：“胡乔木，他管宣传。”当时，夏衍是全国文联副主席；胡乔木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黄宗英一边托请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兼电影局局长陈荒煤联系胡乔木，一边把赵丹的意见整理成文字。“他担心匆忙之间说不清，让我先写下来。”黄宗英说。很快，胡乔木在时任文化部副部长贺敬之的陪同下来到医院。赵丹睡着，客人说别叫他。黄宗英说：“不，得叫。他数着钟头等你们呢。”黄宗英把赵丹推醒，把枕头垫了垫，床摇高了一些。赵丹高兴地和胡乔木握手。黄宗英对赵丹说：“你要说的话由我替你说，不对或不足时，你随时插进来。”那天她代替赵丹说了3个问题：1．党不要管得太具体；2．给领导者以艺术欣赏的自由；3．支持建立个人风格的创作集体。黄宗英清楚地记得，当她说到第2个问题时，胡乔木和贺敬之似乎没有听懂。黄宗英又对着小本念了一遍：“给领导者以欣赏艺术的自由。是阿丹发明的原话，一字不差。”赵丹淘气地笑了。黄宗英解释说，演员最怕领导来看戏。领导该笑的地方不笑，该哭的地方不哭，也不敢随便点头和摇头，都盯着一把手的脸色。演员在台上演得都僵了，空气都凝固了。领导来看戏，就是一个观众。他点头、鼓掌、拂袖而去，都跟戏没有关系。如果有哪些毛病非改不可，请形诸文字下发。黄宗英说：“一个剧本岂止是十月怀胎，也许是许多人十年磨一剑的成果。说一句‘倾向有问题’就否啦？”赵丹插话：“要办手续，按规矩，下文件。”当时，胡乔木一边听他们讲，一边连连点头说：“很对，很重要，很有意义。”临走，胡乔木还让黄宗英把赵丹的意见整理出来发表。

赵丹的临终遗言，显然是自己对前述观点的进一步完善。他之所以在弥留之际敢于斗胆直谏，是相信说真话的力量。

　　胡乔木他们走后，黄宗英立刻给《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鹰打了电话。袁鹰是黄宗英的老朋友。赵丹住院后，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而且也知道赵丹要黄宗英找胡乔木的事，在电话中对黄宗英说：“不要再做文字上的修饰，赶快把文章写来。”很快，袁鹰到北京医院取回文章。文章写在500字一张的稿纸上，落款是“赵丹述说，黄宗英整理”。黄宗英回忆，当时她和袁鹰对视了一下，两人默契地把“黄宗英整理”5个字划掉了。“这样做出于两个考虑：一是使文章更有力度；二是不要把我牵扯进去。”黄宗英如是说。（参见同上文）

赵丹的文章之所以得以发表，有这样一个背景：1979年10月，邓小平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说：“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艺术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从此，“不要横加干涉”一句，常常被广大文艺工作者传诵、引用，而且还举着它当作盾牌，抵御某些继续对文艺界施行横加干涉的做法。1980年9月，《人民日报》文艺版开展了“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赵丹的文章，就是作为这场讨论中的一篇刊出的。

　　黄宗英整理的赵丹遗言文章写道：“《人民日报》正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看到‘改善’‘搞活’的标题，颇喜；看到‘编者按’中‘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改善，通过改善来达到加强，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又忧心忡忡了。”“我们有些艺术家——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的艺术家，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因为，积历次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 赵丹说，“至于对具体文艺创作，党究竟要不要领导？党到底怎样领导？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丁都管，管得8亿人民只剩下8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引起我们警觉吗？”赵丹在文中质问：“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并不是哪个党、哪个派、哪级组织、哪个支部管得了的。非要管得那么具体，就是自找麻烦，吃力不讨好，就是祸害文艺。” 赵丹还说，“各文学艺术协会，各文学艺术团体，要不要硬性规定以什么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方针？要不要以某一篇著作为宗旨？我看要认真想一想、议一议。我认为不要为好。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史上，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必不能有文艺之繁荣。” 赵丹还说到“外行领导内行”问题，提出“为什么要死死拽住那么多非艺术干部来管住艺术家们呢？有些非艺术干部在别的工作岗位上也许会有所作为的。可是，如今那么多‘游泳健将’都挤到一个‘游泳池’里，就只能‘插蜡烛’了。” 赵丹以自己筹拍《鲁迅》为例说，1960年试镜头，反反复复，胡须留了又剃，剃了又留，历时20年，最终还是没拍成。赵丹还指出，文艺创作是最有个性的，文艺创作不能搞举手通过！可以评论、可以批评、可以鼓励、可以叫好。从一个历史年代来说，文艺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的。

赵丹的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发表在1980年10月8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头条，被视为“赵丹遗言”。文章见报当天下午，袁鹰带着报纸去医院，赵丹病势垂危，正在抢救。黄宗英含泪告诉袁鹰，她上午告诉赵丹，文章发表了，赵丹眼珠动了一下。

10月10日凌晨，赵丹阖然长逝。当日，新华社向全世界播报：“中国著名电影演员赵丹今天凌晨二时四十分因癌症逝世。赵丹于一九一五年生，从事电影和戏剧工作五十年，在银幕和舞台上塑造了六十多个艺术形象，是我国当代最有影响的电影艺术家之一。”

一代影星虽然逝去，但星光还在运行。赵丹的遗言文章发表后，文艺界一片叫好声，许多报刊纷纷转载，文艺界反响巨大，巴金、冰心、夏衍、阳翰笙、陈荒煤、白杨、张瑞芳等文化界名人都表示支持。巴金在当年10月11日至13日写的《赵丹同志》一文中，就这样说道：“赵丹毕竟是赵丹，他并没有默默地死去。在他逝世前两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他‘在病床上’写的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最后有这样一句话：‘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他讲得多么坦率，多么简单明了。这正是我所认识的赵丹，只有他才会讲这样的话：我就要离开人世，不怕任何的迫害了。因此他把多年来‘管住自己不说’积压在心上的意见倾吐了出来。”同年10月14日巴金又以《没什么可怕的了》为题撰文说：“赵丹说出了我们一些人心里的话，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可能他讲得晚了些，但他仍然是第一个讲话的人。我提议讲真话，倒是他在病榻上树立了一个榜样。”著名剧作家曹禺读了赵丹文章，也写道：“那是他在病床上的呐喊、呼吁、争论、劝说、诉苦，甚至是祈求！他对文艺发展前途的热烈盼望，点燃起每个人心中的火焰。……读了赵丹的短文后，联想起诸葛亮的《后出师表》……赵丹同志的遗文，虽然仅限于文艺，但他的心肠和用意是深远的、广阔的……”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秦川告诉袁鹰，上面有话了，一位领导说，“赵丹临死还放了个屁”（另一个版本是赵丹“放了一个反党的屁”）。报社受到的压力显而易见，要求文艺部缓和一下气氛。袁鹰借一次去看望夏衍的机会，向夏公请教。夏衍也听到了这句批评，不过这类事情他经历多了，只是微微一笑，劝袁鹰不必紧张：“找人写篇文章转个弯就行了。”可是，找谁呢？停了一会，夏衍想到一个人——金山。袁鹰一听就说好。金山当时担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既不是文化部官员，也不完全是民间人士，不朝不野。不过，袁鹰对夏衍说，他同金山没打过交道，不知他是不是愿意。夏衍轻轻摆摆手，说：“我跟他说一下。”很快，夏衍转给袁鹰一篇金山的文章，题为《马克思主义宇宙观引导着他的艺术道路》。文章开头便说：“10月8日，赵丹同志去世前两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他很关心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我认为赵丹同志的这个意见是正确的。”但文章一转，说，“当然，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不管如何保证‘个人的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文艺只能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因此维护党对文艺事业的正确领导，尤其是在方向、路线和政策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领导，乃是十分必要的。” （参见向继东撰《重读赵丹的遗言》）

　　尽管金山“转弯”的文章发表了，但高层的表态却产生了负面效应。同年11月23日，《赵丹遗作书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黄宗英回忆说：“我们的记者朋友奇多，但只有一份报发了大拇指大的消息。”“画展9点揭幕，没想到文化官员头头们8点就到了。”黄宗英说，当官的想了个“到也未到”的办法，纷纷称自己当天有会，不能参加画展了。“一个当官的朋友从赵丹一去世，就抢着帮我主持赵丹画展，可画展开幕前一天，他来电话说，离开北京了。”看到画展开幕门可罗雀，黄宗英打电话给国家旅游局的朋友刘小妹，说：“小妹，拉两车外国游客来参观中国电影皇帝的书画展。”刘小妹也不傻，说：“我给你拉4车来，黄阿姨你别伤心。”黄宗英拿出电话本，给能书善画的朋友打电话，“赶快集合到场献艺”。画家黄永玉当时在黄宗英身边，说：“这是阿丹的遗作展，这么搞，是不是俗了点。”黄宗英泪下，说：“永玉啊，俗就俗点吧。不然死人、活人都受不了。” 结果，“4天画展，第一天1000人，第二天2000人，第三天3000人，第四天4000人……中国美术馆的馆长说，从来没有这么多人来这里看展览，他很高兴。”“赵丹说他的画比戏好，他的字比画好，他活得很开心。”

　　赵丹遗言风波在社会走向理性的过程中，终于渐渐平息了。4年之后的1985年1月，胡乔木在广州对参加中国电影表演艺术研讨会的文化部副部长丁峤和电影演员张瑞芳、赵子岳的谈话时，依然对赵丹的文章表示赞同。胡乔木对他们有言，赵丹说，党管得太具体文艺没有希望。这个说法是对的。党是政治组织，对文艺本来不应该具体管，何况太具体？即使是艺术组织，比如剧协，也不能管每一个人的创作。莎士比亚的作品如果都由剧协审查，未必能出那么多好作品。2006年11月13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同文学艺术家谈心》的讲话，提到了赵丹的遗言。温家宝说：“他的遗言和他的艺术一样，长存人们心中。”

黄宗英说，常常有人问她：“赵丹哪部电影演得最好？”她总是回答：“他的死。”（参见同上引文）是的，赵丹的遗言是他在生命的尽头上演的最精彩的一部“大戏”。这部重头“戏”促进了国家文艺政策的改善，推动了文艺界的思想解放，打破了僵化的文艺体制，使文艺界真正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更值得庆幸的是，“新中国首部禁片”《武训传》沉寂蒙羞61年后，于2012年3月重见天日，开始发行正版DVD，观众可以再睹赵丹昔日的艺术风采。

赵丹之墓并未按照逝者生前的遗愿，置于云南昆明西山太华寺与三清阁之间聂耳墓的一侧，而是安葬在其艺途起步的江苏省南通市实验中学（原崇敬中学）院内。为了纪念这位人民艺术家，学校建了“丹亭”，并在赵丹雕塑上刻着夏衍丹书的“人民艺术家——赵丹”几个耀眼大字。

一代杰出艺术家已经远去，但后人的缅怀却是永恒的。因为在近半个世纪的坎坷演艺生涯中，赵丹孜孜以求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不断探索中华民族的表演艺术体系，强调趣在法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创作意境。他的表演，主张体验和体现的和谐统一，洒脱自如，形神兼备，意境深邃，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为中国的表演艺术树立了一座继往开来的里程碑。赵丹除了“影帝”的地位不可撼动外，他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奇人，大量书画作品受到中国书画界的珍视，留世《赵丹书画选》《赵丹画辑》等作品，临终前被吸收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纵观赵丹坎坷不平的艺术道路，除政治因素的左右外，狷介耿直、不媚权贵的性格也是招灾惹祸的因素之一。但如果不是这样，赵丹就不是人们所厚爱的赵丹，不可能创造如此辉煌夺目的艺术成就，也不可能使“临终遗言”变为执政党的文艺政策，促进文艺事业的蓬勃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尼土著：《赵丹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赵丹著：《地狱之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赵丹著：《银幕形象塑造》，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

赵丹自传：《地狱天堂索艺珠》，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黄宗英著：《反倒笑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赵青著：《我和爹爹赵丹》，昆仑出版社1998年版。

向继东撰：《重读赵丹的遗言》，《炎黄春秋》2002年第4期。

李杨撰：《黄宗英忆赵丹遗言》，《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3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