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疆炼狱

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的1936年4月，“新疆王”盛世才在苏联的帮助下，颁布了以“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为内容的六大政策，与中国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并于1937年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中共随即派遣大批干部到新疆工作，大漠深处顿时吸引了许多左翼文人。1939年，茅盾受杜重远之邀赴疆担任文化协会委员长兼艺术部部长后，招揽了一批知名的文化艺术人才。而此时流亡到重庆的赵丹、王为一、朱今明、徐韬等演艺界大腕，却因日军的疯狂大轰炸而几近失业，时常躲在防空洞里虚度时光，心情极度苦闷。

赵丹是一位追求艺术无止境的人，很想赴莫斯科系统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创作方法及舞台艺术理论，结合中国的戏剧特点，创建自己的体系。闻讯茅盾在新疆招揽艺术人才的消息后，欣喜若狂，兴奋异常，后经新闻界巨头邹韬奋介绍，赵丹他们与茅盾取得了联系，打算先去新疆大后方发展演艺事业，然后寻机赴苏联深造。激动之中，他们误读了茅盾的电文，未经核实就仓促作出了赴疆的决定。赵丹、叶露茜夫妇将长女赵露丹（祖父赵子超曾更名赵青鸾，后简化为赵青，著名舞蹈家）寄养在外婆家，带上幼子赵茅（乳名苗子），与王为一、朱今明、徐韬及其眷属，邀上志同道合的青年演员易烈和他的新婚妻子，于1939年6月匆忙踏上了万里征程。等到中共驻重庆的南方局书记周恩来闻讯赶来劝阻时，赵丹一行早已兴高采烈地远去。

在新疆，他们终于不再担忧敌机轰炸，很快就与杜重远任院长的新疆学院学生一起，合作排演了章泯的抗日剧目《战斗》，轰动了迪化全城。开拓新疆戏剧事业的序幕拉开后，新疆学院开设了戏剧课，请赵丹、王为一、朱今明等人任教；迪化一中也成立了“孩子剧团”，邀他们指导排戏；毛泽东胞弟毛泽民曾与赵丹、徐韬他们商讨过建立新疆电影制片厂的有关事宜；茅盾所嘱的筹建实验话剧团的工作也提上了日程，赵丹、徐韬等忙着招收新学员，紧锣密鼓地昼夜奔忙。在新疆期间，赵丹还结识了方志敏胞弟方志纯等共产党人，并引为知己，交往甚密。

令赵丹等人始料不及的是，善于政治投机的盛世才这时见蒋介石反共面目渐露，遂倒向国民党，将魔爪伸向了在疆的中共干部和进步人士，无端指责杜重远拉拢势力、图谋不轨。杜咽不下这口气，借中秋晚会大发牢骚。消息传到盛世才那里，立即找茅盾查询此事，表示了极大不满。新疆的形势从1939年冬开始急转直下。1940年5月茅盾、张仲实等人借故撤离新疆后，盛世才撕破伪装，蓄意制造了“杜重远案”，将毛泽民等大批中共干部和与之有关的进步文化人士逮捕入狱，并相继杀害。以抗日救亡为己任并得到过杜重远帮助的赵丹等人，自然列入盛世才的“黑名单”，难以幸免，纷纷蒙冤系狱，身陷囹圄，受尽了酷刑折磨。在狱中，赵丹等人视死如归，表现了大义凛然的不屈人格。赵丹等人被捕的消息传开后，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立即发动重庆文艺界的爱国人士，联合发函要求盛世才放人，报刊纷纷发文声援；与此同时，茅盾、张仲实在延安也动员文化界，联名致信盛世才要人，并组织了营救活动。然而，“土皇帝”盛世才却置之不理，顽固坚持拥蒋反共的反动立场。

赵丹等人蒙冤入狱后，赵丹的爱妻、明星演员叶露茜被当作“叛逆”家属，贬到女子中学任教。这个期间，叶露茜心急如焚，带着3岁的儿子赵茅艰难度日，尽其所能地表达着对夫君的思念和忠贞。1943年春，叶露茜等家眷在田汉的学生、时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西北分社主任陈万里的帮助下，逃脱盛世才的魔掌，避难于兰州。滞留兰州期间，她们通过陈万里之口，得到了赵丹5人被枪决的消息，即刻五雷轰顶，方寸大乱。其他夫人为生计所迫而先后改嫁、另寻归宿。叶露茜却心志不移，既不肯向窘境低头，又不相信阿丹的死讯是真。后来，她得到了空军官兵的同情，借机搭乘空军飞机返回了重庆，昼思夜想地期盼着阿丹的归来，梦幻着奇迹的出现。可是等来等去，只等来了郑君里、金山诸人在《新蜀报》《新民晚报》等媒体发表的悼念阿丹的追思文章，顾而已、钱千里、魏鹤龄等挚友，还为阿丹举行了小型追悼会。移居上海发展的公爹赵子超也投书重庆，表明了支持儿媳改嫁的态度。至此，叶露茜彻底绝望，不存念想，毅然参加了于伶、宋之的等人创办的中国艺术剧社，含冤饮泪奔走在人生与戏文两个舞台之中。形单影孤的她，正值光彩照人的青春期，无力抵御生活的重压和色狼的骚扰，在于伶、金山的赞同、说合下，另嫁共产党人、著名作家桂苍凌（即后来的杜宣），婚后携子随夫去了云南昆明，在桂苍凌任总编辑的《评论报》工作，开始了新的生活。

因盛世才主政的新疆“独立王国”没有通讯自由，所以在重庆将杜重远等文化名人被害的消息讹传为赵丹等人遇难。事实上，赵丹5人除青年演员易烈因个性刚烈而不幸殉难外，其余4人均活了下来。这种九死一生的幸运，得益于重庆、延安文化界的舆论压力，更重要的是周恩来途经新疆赴苏联治疗臂伤时，对新疆当局提出了严正交涉，迫使盛世才不敢贸然下毒手。1944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局逐渐明朗，盛世才见风使舵，开始抓捕国民党人，从而惹怒蒋介石，同年9月中旬将其调往中央政府任农村部长。吴忠信接替盛世才履职新疆主席，上任伊始推出了“天理、国法、人情”三大执政方针，并以释放在押人士、安抚地方、敦睦邦交三项事宜为当务之急，人称治疆“三板斧”。这让炼狱4年的赵丹等人看到了一线希望，重新点燃了创作烈焰。“赵丹抑制不住满腔的义愤道：‘我们要创作一部《天山泪》，把盛世才统治下的黑暗揭示出来！’‘阿丹，马上着手吧！’王为一、朱今明立即赞同，并与赵丹一起讨论起剧本来。徐韬在考虑出狱后如何上演此戏。”

1945年2月，赵丹等4人终于重见天日，获得自由，后在史东山、阳翰笙、张道藩等人帮助下，辗转返回重庆，受到了周恩来的设宴款待和董必武的亲切接见。同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重庆立刻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之中，数十万人聚集在“精神堡垒”和较场口广场，鞭炮鼓乐齐鸣，欢呼声浪迭起，人们载歌载舞，庆祝抗战胜利。著名影星金山、赵丹等也加入狂欢队伍，与民同乐，分享喜悦。此刻，从劫难中走来的赵丹更加激动，禁不住手舞足蹈，引吭高歌，恣意纵情之中竟然忘乎所以，满地打滚，发泄心中的郁愤，不料撞坏了公信拍卖行的橱窗玻璃，留下了一个“抗战胜利纪念疤”。同年8月28日至10月10日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期间，赵丹等4人还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从此二人相识。抗战的胜利和中共领袖们的关怀，使赵丹抚平了牢狱之灾遗留的心灵伤痕。

然而，面对阴差阳错、爱妻易夫的变故，形同赵丹重演了一幕《上海屋檐下》的现实版，禁不住肝肠寸断、五内俱焚，一时间撕心裂肺、痛不欲生。他曾急赴昆明，力劝叶露茜破镜重圆，桂苍凌也表现了任妻选择的坦诚大度。然而，此时的叶露茜不可能重温旧梦，赵丹只好带回了儿子赵茅。这固然是对赵丹的一次重大感情打击，但他没有长期沉沦于伤感之中，很快就以饱满的艺术热情重新投身影坛，在重庆参演了茅盾编剧的《清明前后》，痛快淋漓地鞭挞了官僚资本家的罪行。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后，赵丹他们也重返上海，以极大的热忱主演了影片《遥远的爱》和《幸福狂想曲》，并导演了一部讽刺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下山摘桃”进行掠夺，标榜接收而实为“劫收”的影片《衣锦荣归》。在志同道合的演艺生涯中，赵丹与少他10岁的黄宗英从相知到相爱，联袂演完《幸福狂想曲》后，在金山的撮合下，有情人走到了一起，于1948年元旦这天，在名导郑君里家中结为伉俪。对于这段浪漫婚姻，在纪念赵丹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黄宗英深情地回忆说：“我和阿丹是在1947年认识的，我从北京来上海拍《丽人行》，他来接我。秋老虎时节，他穿一件短袖，扣子扣错了，袜子左一色右一色，我对他印象很好，很朴实，没有明星样。这一辈子，作为赵丹的妻子我也值得了……”婚后，赵丹在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昆仑影业公司拍摄了《关不住的春光》等影片。